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知友录介绍 篇一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知友录是一本记录校友故事的特殊名册,记录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优秀校友们的成长故事、职业发展和社会贡献。这本知友录不仅是校友间互相了解和交流的桥梁,也是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育成果的生动展示。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管理学院之一,其培养的学生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本知友录记录了这些优秀校友们的故事,展示了他们在不同行业和领域的成功经验和智慧。这些校友们不仅在商界取得了巨大成就,还在学术界、政界、非营利组织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本知友录以精美的图片、详细的文字介绍和深入的采访为特色,让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和职业发展。每个校友的故事都是独特的,无论是他们如何利用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在商界创业,还是在政府部门推动改革,都能给读者带来启发和启示。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优秀的教育质量,也证明了校友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通过阅读这本知友录,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还可以从校友们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和灵感。这些校友们在各自领域的成功经验和挑战都是宝贵的财富,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应对职业生涯中的困难和挑战。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知友录不仅是一本记录校友故事的名册,更是一本激励人心的读物。它展示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育成果和校友们的成功经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平台。无论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校友,还是对管理学感兴趣的人士,都可以从这本知友录中获得启发和收获。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知友录介绍 篇二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知友录是一本展示校友故事的特别名册,记录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优秀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和职业发展。这本知友录以其独特的内容和精美的制作,吸引了广大校友和学生的关注,成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骄傲。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一直以来都以培养全面发展、具有领导力和创新精神的管理者为目标。这本知友录通过记录校友们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育成果。校友们的成功经验和职业发展不仅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育质量的体现,也是对学院培养目标的最好诠释。
这本知友录的特点之一是采用了多种形式和方式来展示校友们的故事。除了文字介绍,还有校友们的照片和采访录音。这样的设计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和职业发展。通过校友们的亲身经历,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从而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受益。
这本知友录的另一个特点是校友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无论是商界的成功创业者,还是政府部门的改革推动者,抑或是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益倡导者,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校友们的成功经验和智慧不仅给读者带来了启发,也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育质量和影响力增添了更多光彩。
总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知友录是一本展示校友故事的名册,它通过记录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优秀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和职业发展,展示了学院的教育成果和校友们的成功经验。这本知友录不仅是校友间交流和互相了解的桥梁,也是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育质量的生动展示。无论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校友,还是对管理学感兴趣的人士,都值得阅读这本知友录,从中获得启发和收获。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知友录介绍 篇三
©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知友录介绍》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李建光校友,生于1965年。1983年以山东省文科状元身份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1987年毕业分配到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发展研究;1991年出国深造;1995年,回国后作为国内第一拨拥有中西教育背景的人,投入风险投资领域――他以自己的慧眼和实力,抓住了时代赋予一代人的机遇,经过不断学习和勇于探索,终于成就了一条令人叹服的人生轨迹――求索、困惑、再求索、再实践。他身上体现出的北大学子的深厚底蕴、激情梦想、善于思考、敏于实践,以及他个人独具的乐观、谦和、热心、随缘,让他在学术和投资实践领域一路走来,轻车熟路,看似如闲庭信步,但又朋友如云,风光无限。
北大经济系抢来的省状元――李建光
1983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七个年头。李建光那时还是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的一名高中应届毕业生。回忆起20年前那场高考及填报志愿的情景,李建光笑出了声,“那年参加高考,别人考一遍,我连着考了两遍。因为当时是先填报志愿,后知道分数,所以老师就很负责任地让我们在高考结束后凭记忆把所有科目的试卷重新做了一遍。结果帮我评估的分数是540。老师说,你报北大,没问题!”
可是,选什么专业呢?“没有指导,完全凭借自己对时代和未来的感知与向往。我认为法律、经济很实在,在这些领域能有所作为”。李建光三个志愿有两个填的是北大法律系(第一志愿法律系国际法专业和第三志愿法律系法学专业),可拿到通知书后,看到自己竟然被第二志愿 “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 所录取,谁让他那年高考实际总分558分,名列山东省文科考生榜首呢。
直到进了北大,李建光才知晓,自己落选法律系并不是考得差,“山东省那位被北大法律系录取的同学,分数比我少40多分,”说到这里,李建光还是露出了那份真诚却有着孩子般纯善的笑容,“因为83年到山东招生的北大老师是经济系的,人家一看我是山东省的文科状元,不管我把经济系是填在第一志愿还是第二志愿,先把我录了经济系再说”。
四年的北大生活对于李建光来说,弥足珍贵,给了他学习、研究和思考的方法,他在这里收获了扎实的经济学和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理论功底、开阔的视野和社会实践的平台。那个时期,北大经济系一些大师级的老先生和年富力强的青壮年老师,如胡岱光、厉以宁老师的授课,如春风化雨般给他许多治学、为人的熏陶;另外,八十年代中期校园里自发掀起的西方哲学、西方经济学思潮,以及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让李建光都受益匪浅。而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在文科中独有的扎实的数学训练,为李建光日后的研究和进一步深造,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他谦虚地表示,在校期间,他不是一个功课特别好的学生,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学院的社会工作中去。他曾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经济学院团委的秘书长,比较喜欢组织、参加一些活动,也因此两次获得学校的“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四年未名湖的生活,李建光在快速地成长。在大量汲取知识、全方面提升自己能力的同时,其间也不乏困惑。因为那个年代距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毕竟不久,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和交锋时刻存在,经济学课堂上老师传授的内容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正进行着一场悄然的变革。“虽然那时的课本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但是老师们那时有的已经偷偷开始为我们讲授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当然,结束语还是要加一句,‘上述理论供大家批判’云云。”现在回忆起来,李建光认为那时老师们可谓真是良苦用心,顶着多大的压力在为他们做这些启蒙教育!但是他们那时候年龄才十七八九,还不能体味出在课堂上那些深受自己尊敬的老师的苦衷,毕竟他们讲的内容和观点,与课本上出入很大,甚至完全矛盾。老师们教得遮遮掩掩,同学们学得自然是云里雾里,他和同学们一度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看不清自己和社会的未来方向。
辗转精进的学者梦
带着一丝迷茫,带着成长的烦恼,1987年北大毕业后,李建光选择直接参加社会工作,在一位前经济系老师的大力推荐下,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做了一名研究人员,开始了一名学者的职业生涯。“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进100多人,我是的本科生,其他都是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算是破格吧,也只有北大才有这样的品牌效应”。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毕业两年多的李建光和同期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身上不再有“天之骄子”的光环,而被命运直接发落到基层锻炼。1999年,李建光和社会科学院一百多名年轻的研究人员被派往陕西省东南部、地处秦岭东段南麓的商洛山区工作。“我当时被派往山阳县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山阳县是中国的贫困县,那里近一年的生活工作经历对自己有深刻影响”,李建光说。在
在这次“下放”中,他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贫困地区的第一手资料。之后,他回到了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建光决定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的研究。他以贵州、陕西、山西,云南为研究对象,深入这些省份几乎每个贫困县、贫困乡、贫困村去做收集资料,进行实证研究。
通过中国农村的贫困地区研究,作为的那一代大学生中的李建光真正走进了中国的基层群众之间,了解他们的疾苦,并为他们脱贫致富进行深入思考,为找到如何对他们提供后续援助提供第一手参考资料。也许,那些阶段的跋山涉水,访贫问苦,再次唤醒了李建光心底里那份理想主义和使命感的生命之光,他感受到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对于解决国计民生的重大作用。这一阶段,李建光也参入到一些国际组织,例如WFP(世界粮食计划暑)的扶贫项目评估,和多个国际组织的官员和国外学者有过合作研究,深感自己在理论和方法的不足,他决定出国深造,希望直接学习到西方经济学理论,继而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研究人员,为社会以及自我发展寻求一条更加深远的发展之路。
1992年,他毕业后的第六个年头,当时要求的大学生毕业五年服务期已满,他也在朋友的帮助下,如愿来到加拿大GUELPH大学攻读应用经济学硕士。这两年学习的艰苦,让李建光觉得可与“高考前冲刺”有得一比。异国的陌生感,学习的高强度,让李建光连口气都不敢松。刻苦学习自然换来了优异的学习成绩,硕士毕业后顺理成章就该去读博士,他的学者梦好像越来越近了。然而1994年硕士毕业前他到美国奥兰多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经历,让他放弃了继续读博的念头,也将他从学术之路上拉了回来。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看到参会中不少美国的华人经济学博士生,他们研究的领域如此晦涩,他们对于前途也是莫测未明。他联想起了在美国纽约看过的一个西班牙印象派画坛大师米罗的画展,“他前期的作品非常写实,颇具影响力。后期简直就是抽象艰涩,不知所云。”他猛然发现,钻入学术的象牙塔,并不是他心仪的最终的人生方向。于是,他于1994年夏天在取得硕士学位后,先是应朋友邀请在新加坡短暂工作了几个月,然后于同年底回国。“作为一个北方人,我真是忍受不了新加坡四季的炎热”。他这样解释道,但是究其内因,恐怕还是与他对于中国的思念和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有在自己土地上才能有那番虽然不尽完美但透着舒畅和从容的过往感受有关吧。何况,1994年的中国,已经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上了。
转行风投 好大一片天
回国后,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李建光偶然结识了在中国刚开始发展风险投资业务的英国Crosby集团的负责人。接下来,他又受邀出任Crosby集团北京代表处经理,负责监管已投资项目、寻找新的投资项目。“之所接受爽快地接受邀请,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快逃离研究人员的生涯,换一种生活和工作状态”,没成想,这一次转变,造就他今日作为一个职业投资人的一片新天地。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类似于Crosby这样的外资风险投资公司纷纷相继撤出中国。李建光陷入了对所从事的风险投资这个行业的深深怀疑中,他甚至怀疑这个行业的商业模式是不是根本就不适合中国国情?怀疑自己投入了的几年心血是不是全然浪费?但客观上这四年来在这家英国公司受的非常严谨的投资决策流程的训练和参与管理的实践经验,让他所获甚丰。但当时,李建光也有一些自省,那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洋化了,在中国做事或许一定要跟中国本土的企业家去学。
随后,带着这样的考虑,李建光在北大经济系82级的一位师兄邀请下,他加盟了这位师兄任总裁的 “中国最后一个民营信托投资公司”――庆泰信托投资公司。李建光去了之后,担任助理总裁,主管投资和银行业务。在这家公司待了三个月,他感觉到了在体制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不适应。他选择了辞职。
未来的路又看不清了,他再次陷入迷茫中。好在时间已到了1999年,在互联网热潮的带动下,风险投资领域又热了起来。辞去工作的他,日子过得更为潇洒。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李建光偶遇IDG合伙人的林栋梁先生,简单聊了几句。林栋梁回去后马上跟李建光联系,表明IDGVC非常想要找在中国市场上花过钱也亏过钱的人,碰巧李建光此前在那家英国投资公司有实实在在的投资盈亏经验,这对IDGVC这个团队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此外,IDGVC也看重李建光的中西方教育背景。在李建光加入以前,IDGVC团队偏向于“土”的一面,合伙人多位理工科出身,如林栋梁、杨飞、章苏阳等,拥有丰富的本土经验,因此周全希望促进“土洋结合”。同时他的北大经济系的文科背景,也将为这个团队增加新的贡献。1999年6月份,李建光作为顾问加入IDGVC,开始时是每周一次电话会议,然后周全给李建光三天打一次电话直至两天打一次电话,意思还是希望李建光正式加入。
但
李建光还是难以下定决心,一是怀疑在中国做风险投资的前景;二是,当时李建光也面临另外一个选择,一家非常有实力的新加坡国家外汇管理机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邀请李建光的加入,待遇十分优厚。
当然,最后李建光还是选择了IDGVC。谈及原因,他说,第一,在做顾问的这段时间内,逐渐意识到IDGVC和Crosby不同,有清晰的投资定位和策略,例如投资高科技型民营企业,做事的方式也不同,而当时对VC(风险投资)而言的市场环境也非常火热。第二,IDG内的兄弟情谊深深抓住了李建光的心,“我记得当时林栋梁对我说,前面我们桃树都种好了,现在等你来摘桃子,你还不来”。第三,“北大骨子里的东西在起作用,即不看眼前的利益,而是看重这个平台、空间能否实现自我的存在价值,是否有发展的前景”。
李建光再次怀着做成事情的愿望加入IDGVC。1999年和2000年,李建光迅速投了许多的项目,而2000年,互联网泡沫随即破灭,VC业跌入深渊。李建光感叹:“我没摘着桃子,倒是种了几棵桃树。”
但这一次李建光的心态调整得非常快,他把本来叫作事业的东西当成日常的工作来做,踏踏实实,平平稳稳。在低谷的2001年和2002年,IDGVC也没有停止投项目,用平常心来做事的态度也成为IDGVC团队的一种文化。现在,李建光种下的桃树变成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桃园。在IDGVC近200多个投资项目中,他负责投资的就占二十个左右,投入资金达1亿美元。IDGVC的很多项目,包括搜狐、QQ、携程、百度、慧聪、如家酒店等等,都已经成功在海外上市,实现了高额投资回报。“我非常以我们的成功而自豪”,李建光说,“我们投资的公司,既为投资人和投资对象赢取了丰厚的回报,也快速促进了中国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和国际化发展步伐。
我们发现他负责的投资领域,比较宽广,涉及IT、体育、媒体等等。接受本次采访前他刚从英国回来,为他正在投资的一家公司买断未来三年英超足球联赛的中国转播权做谈判。他笑言,“这些还是与北大人的人文功底和素养有关”,公司其他合伙人也乐得请他去做这些看起来更有人文内涵的项目。朋友多、人缘好、活动能力强、兴趣广泛,也成了他在投资领域如此成功的有利因素。“做我们这行不怕你看项目走眼而造成的投资亏损,或者没有赚到足够的钱而提前退出了,最怕的是你因走眼该投的没投,或者说有家公司最近上市了,你竟然此前连它的名字你都没有听说过,这是我们的耻辱!”
在问及他的投资秘诀时,他欣然作答:“投资是一个专业加运气的行业。我们赶上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在中国作投资是我们的运气。投资是人的生意,成功的投资机会来自是85%的人脉关系加上15%的专业技巧。所以,广交朋友,勤于学习是一个好投资人必须具备的素质……”。
投之以李 报之以桃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这是几乎人人都会哼唱的童谣。的确,朋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李建光来说,朋友又意味着什么呢?
他天生是个爱交朋友的人。就在采访中,还有一位开着车的校友,在他身边停下。看他俩在北大校园里热情地击掌打着招呼,真是一种欣慰和享受。原来是他上届的一个师兄正好回校办事,纯粹偶遇。李建光坦言,他对于北大和北大校友,真是有一番别样的感情。他几乎每年都要回北大几次,一是因为有同班并时任班长的张一驰同学和另一位同窗分别留在光华和外系做教授,每每有外地同学来京,他们都要以北大为中心聚会一次。这次5月1号和2号,他们经济系83级本科三个专业的40多位同学,在毕业20年后又相约北大,欢聚了两天,感受母校之发展,畅谈同窗之情谊。
他重视母校情、同学情,同时我们也可以在他缓缓的讲述中不难发现,母校和同学对他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人生的每次重要转折,从毕业分配、出国留学,一直到进入Crosby集团,甚至加入IDGVC,这一系列的人生历程中,除了他自身的实力、素养和判断力外,朋友的帮助和提携,几乎都是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他之所以赢得众多朋友的心,靠的就是投李报桃,以心换心,不计较眼前利益。而他认为在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中,北大起了巨大的引导和熏陶作用。“北大给我的人生以很大帮助,除了增长知识,最重要的是培养了我的生活态度和思考方法”。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李建光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同时,从来都不忘母校的培养之恩,时刻关注着母校北大和光华的发展,关心着学弟学妹的成长。
就在“5.12燕归来――2007光华校友返校日活动”中,当他偶然得知,我院兼职教授王益老师的交响音乐作品《神州颂》已经在神州的十几个城市唱响、光华也有意将这场音乐会引入北大校园时,他二话不说,当即表示无论他个人还是他
去与自己所在公司商量,将全力赞助支持本场精品音乐会进北大的活动。一周以后,消息传来,他本人和IDGVC分别出资11.5万元,全额赞助本场音乐会费用,加上担任本次音乐会指挥、演奏和合唱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团长也是他多年的朋友,于是几方面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6月10日在北大百年讲堂隆重举办的大型交响音乐会《神州颂》的演出盛况。当晚,光华老师和数百名各级各界校友齐聚一堂,为音乐所表现出来的伟大中国的复兴而热血沸腾,击节相庆。
作为一名投资家,作为一友,李建光非常愿意看到,能在投资对象中看到更多北大人的身影。但是,“在这方面,北大学生的创业热情,似乎比不上清华。在我们的200个投资项目中,只有百度和当当等为数不多的确是北大校友创办,光华校友更是一个没有。”基于这种独特的观察视角,他表示希望北大光华的学生在学好理论课的同时,多历练一些创业精神,学院也可以在
在本刊记者问及他对各位学弟学妹有什么赠言时,他坦诚地说道,“我自己接触的一些很有成就的创业型企业家,他们并没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没有系统学习过管理知识,但凭着一股韧劲,硬是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李建光认为,创业者要具备吃苦的精神,要持之以恒;同时需要考虑宏观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和运气,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成就一番大作为,为国家和民族做一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