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大学外国文学论文范文 篇一：探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中的政治寓言
引言：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是一部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被广泛解读为一部政治寓言。本论文将探讨奥威尔在小说中所传达的政治信息，分析动物农庄的故事情节和角色形象背后的隐喻，以及他对权力和集体主义的批判。
正文：
《动物农庄》讲述了一群动物推翻人类统治，建立自己的农庄的故事。奥威尔通过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在描述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和斯大林主义的威权统治。其中的动物形象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和政治派系，他们的命运和行为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斗争。
首先，动物农庄的领袖“老大猪”拿破仑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隐喻。他利用宣传工具和暴力手段控制其他动物，篡夺权力并建立了专制政权。这个形象暗示了斯大林的统治方式，以及他对共产主义理念的背离。
其次，其他的动物则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级。比如，牛“拖拉”和驴子“本杰明”代表了工人阶级，他们一直在为农庄的建设辛勤劳作，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权益。奥威尔通过这些形象暗示了苏联社会中劳动者的困境和被剥削的现实。
此外，奥威尔还通过动物农庄的历史和政治事件，对权力和集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例如，动物农庄中的七条戒律最初是为了保护动物的权益和自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拿破仑不断篡改这些戒律，以适应他的统治需要。这暗示了权力滥用和集体主义理想的破灭。
结论：
通过对《动物农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乔治·奥威尔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批判和对权力滥用的警示。他通过动物寓言的形式，揭示了政治权力的腐败和对个体权益的忽视。这部小说的政治寓意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大学外国文学论文范文 篇二：对《傲慢与偏见》中的社会等级和爱情主题的分析
引言：
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被誉为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一部被广泛研究和解读的小说。本论文将分析小说中的社会等级和爱情主题，并探讨奥斯汀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批判和对爱情观念的思考。
正文：
《傲慢与偏见》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英国乡村，描绘了贵族和中产阶级社会的交织和冲突。小说中的社会等级是一个主要的主题，奥斯汀通过角色的互动和对话，展现了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的严格和不公。
首先，小说中的贵族家庭代表了社会的上层阶级，他们注重家族血统和社会地位的维护。达西先生作为一个富有的绅士，一开始对伊丽莎白抱有傲慢和偏见，认为她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这种贵族的傲慢心态反映了当时社会等级制度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
其次，小说中的中产阶级家庭则代表了社会的下层阶级，他们努力工作来维持生计，但仍然受到贵族社会的歧视。本特莉夫人一家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奥斯汀通过她们的生活和经历，揭示了社会等级制度对人们的限制和歧视。
此外，小说中的爱情主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探讨点。伊丽莎白和达西之间的爱情故事，展现了两个人对社会等级和外貌的偏见的克服。伊丽莎白一开始对达西抱有偏见，认为他是一个傲慢自大的人，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她逐渐改变了对达西的看法，并最终接受了他的爱情。
结论：
《傲慢与偏见》通过对社会等级和爱情主题的描写，展现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现实和人们对社会等级的认知。奥斯汀通过丰富的角色形象和精彩的情节，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批判。这部小说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对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大学外国文学论文范文 篇三
现代社会中，主导的传播媒介由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决定。
在原始传播阶段，文学主要是由人们口耳相传的，传播者占据着传播的权威。由于传播生动形象，互动性很强，而且几乎参与传播的人都有修改与创作，所以另一个视角看这种传播方式受时间空间的影响非常大，口耳相传阶段大的文艺作品都很难保存下来。
微博不是为文学而生，却能为文学提供理想的生产和传播平台，尽管这里的“文学”或许只能算是“准审美”的“软文学”。
参考文献
[1]《大众媒体与文学传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传播学阐释》曹怀明,2004年山东师范大学
[2]《微博文学：“自媒体”时代的大众狂欢》王梦等,2013年,《贵州社会科学》
[3]《轻逸与期许--微博文学的写作特征探析及发展前景展望》季水河等,2011年,《湖南社会科学》
大学外国文学论文范文 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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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外国文学论文范文 篇五
厘清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比较文学课程作为选修课是伴随着第一届本科专业的招生而开设的。从理论上讲，外国文学是比较文学的基础，比较文学是学好外国文学的理论指导。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相辅相成的。但又是两门不同的课程，不能混为一谈或颠倒主次。所以厘清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也是促进外国文学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的状况是学生还没有彻底厘清两门课的关系，感觉两门课有交叉重复的内容，但又对比较文学中一些理论陌生，甚至不能和外国文学中的某些现象联系起来，只是就理论而学理论，不能将其作为分析指导外国文学有力的理论工具。这种模糊感在于根本没有搞清两门课的关系，没有认识到学习两门课程的意义。厘清二者的关系关键在于授课教师的正确引导及耐心解释。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不可回避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时时会将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做比较，这恰好说明外国文学的教学要具备“比较”的视野，有比较才有区别，只有在比较中我们才能感受中国文学的古老和深邃，才能体会外国文学的经典和不朽。杨义先生曾说:“……想在世界文化对话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可脱离这种优势，要看出西方理论的所谓世界性是‘有缺陷的世界性’，也不可不依凭这种优势……回到自己的文化立足点，是为了认识‘我们是谁’，但是‘我们是谁’的认识，必须在与文化他者的异同比较中才能看得清楚，甚至必须借用文化他者的眼光才能激发我们的对话的欲望，启发创造性学理的潜能。”［2］既然如此，“比较”的意识是一开始就伴随于外国文学课程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自然有其必要性，是指导和引导学生“比较”思维的工具箱。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中一方面强调比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两门课的性质和关系做明确区别，对于学生易混淆的、理解不透的内容多做解释。基于我们学生基础差，分析水平薄弱的现状，教师的多引导和多解释是绝对不可忽视的环节，甚至也是激发学生兴趣和学习方向的关键。现在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外国文学课程兴趣较浓厚了，也有相当学生决定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硕士研究生，这说明教师的正确引导和教学思路方法的调整对学生的兴趣培养、选择方向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加强外国文学师资队伍建设
宁夏师范学院外国文学教师队伍薄弱，多年来基本上都是一两个教师在支撑。由于学生多、班级多，教师周课时达14节，甚至更多。这样教师大部分时间、精力疲于应付上课，对教师个人和学生其实都有负面影响。所谓的教学团队、学科带头人等几乎不可能形成。没有同行教师可以交流教学经验、探讨教学心得，都是教师一个人摸索，这样的现状势必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首先，一直都是一个人摸爬滚打，教师个人发展缓慢，有闭门造车之孤陋。其次，教学效果很受影响，教师多年的教学方法需更新，教学思路需拓展，专业知识也需提升，如不加强这些方面的打造，教师仅靠自己的老本，会越来越不适应学生的需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所以教师要抽出更多的时间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这就要求至少要有一支较健全的教师队伍，能抽出人力去学习和补充，而且还能使教学不受影响。最后，与学科建设大不相符。宁夏师范学院目前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现状还与学科建设尚有很大距离。教师只有2人，平均年龄30岁，均为硕士，最高职称讲师，这种低职称、低学历、人员少的现状急需改变。只有不断引进拔尖人才，提高教师的学历学位，注重青年教师培训，建设成形的外国文学教师梯队，才能与学科的建设相同步，尽快使外国文学这门历史悠久且较为重要的课程逐渐形成为重要学科。多年来人文学院也注意教师队伍的建设，但从补充师资的过程看，引进拔尖人才和建设团队还是比较困难。第一，外国文学方面的硕士、博士相对较抢手，毕业生大都流向条件较好的高校，对于地处偏僻、经济不太发达的宁夏师范学院来讲愿意来的的确不多。第二，学院自己培养打造。多年来人文学院也动员部分教师选择外国文学方向，但许多教师不愿选择，觉得它难以出成果，且容量大，需要花很大力气才能胜任，因而大多教师都不愿承担。所以目前人文学院外国文学专业的师资力量非常薄弱，急需补充。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任重而道远，对此问题的探索仍需不断坚持，因为外国文学教学环境的良好与否，不仅能发挥其在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作用，而且也能凸显它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意义。
大学外国文学论文范文 篇六
徐文余[2]
（2021）在《蹇先艾小说版本研究 ——以《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贵州籍作家蹇先艾常被归属于“乡土作家”一类,其作品中有着大量描写贵州景物、人物风俗的内容。这不仅代表着蹇先艾对贵州乡土的熟悉与眷恋,更为重要的是,作品中近似真实记录的写作手法,可以如史料一般让读者了解到贵州解放前的样貌。《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两本小说集中收录的多数作品都是以贵州为地域背景、展现贵州风貌的作品。本文以蹇先艾在1950年代出版的两本重要小说选集——《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为中心,将其中收入的篇目,一一与20世纪上半叶作家出版的初版本（部分初刊本）相应篇目进行细致比对,比较异同并分析原因。为了能从宏观上对蹇先艾小说进行版本研究,故而以五十年代的两本小说集为分界点,向前追溯小说集中收录篇章的初刊本、初版本,向后延伸至五十年代以后蹇先艾小说出版的各个版本。本文将在现代版本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本细读、对比研究等方法,重点对两本小说集与其收录小说的初版本（部分初刊本）进行多维比较,呈现变化的内容,以及导致的多种原因等,引起研究者对蹇先艾小说版本的重视。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从宏观角度出发,对蹇先艾小说的出版情况进行一个整体梳理。具体而言就是对蹇先艾五十年代两本小说集中所收录小说的初刊本、初版本进行溯源;以及后续蹇先艾小说各个版本的出版情况。在整体梳理中,可以直观看到两本小说集中收录篇目的一个整体流变过程。第二章是论文的研究重点及难点,将具体对两本小说集与其收录小说的初版本（部分初刊本）进行比较。通过对两个版本的对比,发现两者在内容以及思想主题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本章将从语言句式、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层层深入。第三章将在前面整体把握、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两本小说集背后修改的原因。主要从文学语境与出版制度、作家身份与思想改造、作家对文本精益求精的追求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这些因素对两本小说集修改造成的影响。
陈楚楚[3]
（2021）在《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逐步深入,课程资源的开发和运用日益重要。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作为桂林红色文化资源的组成部分,探索其在初中语文教学的实践研究,符合新课程改革趋势,也符合语文教学的需要和学生成长需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被誉为“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而湘江战役则是这伟大史诗中的重要一篇。桂林红色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湘江战役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语文教学中的实践研究体现了较大的教育价值。本文以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为研究对象,深挖其在语文教学中的价值,探索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语文教学中的实施原则及策略,以此为指导开展实践课例研究,借此传播优秀地方红色文化,增加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内容和特征。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分为四类:红色名人、红色历史、红色文化遗址遗存和纪念设施、红色文学艺术。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特征主要概括为以下四点:区域性、丰富性、实践性、时代性。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语文教学中运用的现实需求和现状分析。从必要性、可行性和现状分析三个角度进行阐述,必要性指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认可,且满足课程改革的需要,符合“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的理念。可行性指湘江战役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且语文教学需要丰富的课程资源,而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是优质的教育资源。现状分析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了解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现状,发现师生存在对红色文化认识不足和对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走进语文课程的必要性认识不到位等问题。第三部分,主要阐述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教育价值。主要概括为以下四点:传承红色文化,厚植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激发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树立大语文观;丰富教材内容,提供课堂实践资源保障;充实课程教学,打造多元化的语文课堂。第四部分,主要阐述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的原则、途径和策略。在实施中遵循红色文化资源运用的基本原则,探索出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的途径,实施途径满足学科、学生的需求,与语文教学活动的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探索了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的策略。第五部分,主要陈述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实践案例,运用策略中所提及的教学策略进行教学实践,通过实践课例进行反思。
卞佳欣[4]
（2021）在《从“月刊”到“周刊” ——《甲寅杂志》与《甲寅周刊》文学栏目沿革考论》文中研究说明《甲寅杂志》与《甲寅周刊》,这两本以政论性文字为主的综合刊物在民国文化思想史上曾留下过深刻影响,近来学界对其关注愈见其多,文学研究界也理应更加重视其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价值。两时期《甲寅》刊物同人对文学栏目、题材、类型、叙事模式等多方面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索,在两本刊物发行的十余年间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和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虽然文学活动不是《甲寅》月刊的办刊重点,但其文学栏目及目下的各类文学文本都在当时的文化界中激起了不小声浪。本论文将重点考察前后两时期《甲寅》刊物的文学栏目情况,按以下思路逐层展开:前言讨论本文的选题原因,介绍学界历来对两时期《甲寅》刊物和章士钊的研究情况。第一章主要述论章士钊个人情况与《甲寅》刊物发展经过之间的关联性,同时说明两时期《甲寅》刊物文学栏目设置安排的具体情况。第二章是重点论述的内容,以两时期《甲寅》刊物的文学栏目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探究几类文学栏目与对应文学体式的发展与变革情况,例如评论性文体、诗歌作品与笔记体式的作品等等。第三章简述自辛亥革命以来至1920年代新文学研究者对有关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讨论,及两时期《甲寅》刊物文本的文学观论述。一部分研究者并不承认这一类政论新闻性质刊物中的文学性特征,需要对此问题进行辩清,兼及讨论政论刊物的文学色彩问题。由以上几个层面的考察,以观前后两时期《甲寅》刊物整体的文学表现状况,将其放在彼时文学界内的表现与所获评价放在新文学史的维度中进行论述,最后从刊物的政治观念、文化观念与文学趣味三个方面延伸得出结论:两时期《甲寅》刊物的文学栏目情况变迁是整体性的历史进程,无论是刊物内容还是文学观念上都发生了不少变化,也在时代因素的推动下显示出新的特征;但在精神气质上也存在一脉相连之处,体现出不少保留与传承,对于新文学研究仍存在继续深入思考的价值。
盛凤娟[5]
（2021）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唐传奇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西方理论传入,二十世纪上半叶小说观念经历了大变革,在中西文化交汇、新旧小说观念并存的大背景下,唐传奇的学术研究与传播自成风貌,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真正确立了唐传奇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从传播与接受这两个角度探讨唐传奇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本传播、学术研究与传播以及戏剧电影传播,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三章和结语五个部分:绪论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的简要梳理,阐明选择这一时间段的缘由、唐传奇传播与接受的关系以及选题的研究意义与价值。第一章论述二十世纪上半叶唐传奇的文本传播,主要包括唐传奇文本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选录的体例,以及从中体现出的编选者的新、旧小说观念。由于唐传奇自身的美学特质和审美价值,部分唐传奇作品被学者频繁选录到选本或丛书当中,逐渐奠定了经典化的地位。第二章论述二十世纪上半叶唐传奇的学术研究与传播,主要包括报刊、文学史、小说史等的接受。首先,学术界对唐传奇的指称、分类与唐传奇成熟和繁荣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使唐传奇的概念及文本特质得以明晰。其次,学者们在作家作品考证以及唐人小说观念的研究方面倾注了许多精力,理论与分析并重,这些研究方法和理念确立了唐传奇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有筚路蓝缕之功。第三章论述二十世纪上半叶戏剧电影对唐传奇的传播,探究其独特的改编特点。戏曲方面,与唐传奇有关的戏曲改编在唱法、服装、舞蹈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呈现出从文人案头剧到舞台艺术的转变,并以《霍小玉》为例作了具体分析。现代戏剧方面,对唐传奇《莺莺传》《长恨歌传》《虬髯客传》等的改编,体现出一定的批判力度和启蒙思想的活力。电影方面,与唐传奇有关的电影改编呈现出新样态,默片和有声电影并存,并以《西厢记》为例分析电影改编的视角化特征,以及观众对电影改编的态度与接受状况。这些经典作品通过再生产的方式,在新的传播环境与传播方式中,生成了既有唐传奇的传奇性又体现戏剧电影技术特点的新作品。结语论述二十世纪上半叶唐传奇传播与接受的复杂状况,学者们从研究方法和文本价值两方面构建起唐传奇的研究框架,以浅近的白话文形式与生动具体的动态影像走向社会大众。总体呈现出传播大众化、接受则中西小说观念冲突融合的崭新特征,不仅具有学术史价值,还对新时代的唐传奇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张蓬[6]
（2021）在《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中国“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白话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新文学作品教学等方面的分析,发掘新文学在酝酿、发生、发展中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影响。“新文学”借助教育制度奠定了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通过国文教科书编写加速了传播,影响了学生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同时“新文学”也全面推动了国文教育改革,加快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革、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学创作、经典形成等方面。为了清晰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教育”的双视角,以国文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经典形成,旨在通过以上分析促进当下文学教育中对“新文学”作品的正确认识和科学选择,为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共分五章,尝试从现存国文教育制度文件、发行量大且出版权威的代表性国文教科书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探究中学“国文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在文学传播、知识生产、经典形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章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演变的考察,论证了学制和教育宗旨的变迁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的媒介、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确立了“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地位。第二章以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研究内容,阐述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如何通过国文教科书进行传播。其中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教科书编写者的个人兴味制约着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筛选,也影响了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从1920年代“新文学”开始进入国文教科书,到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国定本”以党化教育的名义对新文学作品的排挤,再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坚决选用新文学作品以反抗“国定本”的压制,都体现了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形成的推动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新文学对国文教学改革的促进。从“问题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到“精读”“略读”法,新文学选文帮助国文教育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新文学也促进了国文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成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范文,不仅促进了学生现代文体意识的形成,也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中学的作文教学中被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得到了考试制度的官方认可,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四章分析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新文学作家倡导白话文,自主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带去新文化、新思想。从教经历也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们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加速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探讨了国文教育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语文教科书中那些不可缺少的现代文学“经典篇目”,其“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经典本质外,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还有教育、政治等其他外部力量的参与,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对于“新文学”来说,“国文教育”是一个最佳的传播途径。清末以降的学制改革和教育宗旨演变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领域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教育的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新文学与国文教育的全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借助国文教育这一途径,推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促进了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及书写范式的形成。但是受到教育权力机制的约束和教育者个人视野及志趣的影响,国文教育对新文学存在着“限制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文学促进了国文教学改革,引领了民国教育的新风尚,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新文学选文培养了学生的现代文体意识,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国文教育中被强化,新文学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张戈[8]
（2020）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无神论发展的高级阶段,同时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就是通过社会宣传、学校教育等手段,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世上无神”的基本事实。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并将其纳入宣传思想工作的整体部署,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成效。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原则的新要求,面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新任务,面对传承中华人文精神的新课题,还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理当讲清“世上无神”的基本事实。为此,可以从本体论上揭示“神”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以此回答“为什么世上无神”;从认识论上剖析“神”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以此回答“为什么有人信神”;从方法论上阐释“神”存在的长期性和最终消亡的必然性,明确在尊重信教群众信仰选择的同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此回答“怎么对待本无的神和信神的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面向全体人民,但也要有针对性地突出主要对象。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关乎党和国家的未前途命运,应以他们为重点;党员干部的精神信仰关乎党和国家兴衰存亡,应以他们为关键;农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关乎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应以他们为难点。做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做好基础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逐步消除“神”存续的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二是用好学校主渠道,在大中小学和党校（行政学院）的课堂教育中融入无神论;三是守好社会宣传阵地,借助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此外,还应规划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给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提供体制保障和学术支撑。
查艳红[9]
（2020）在《《小孩月报》的文体探索与晚清书面语变革（1875—1881）》文中指出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着力从传教士相关文献的角度来探讨近现代语言文字与文学中的异域资源。这些研究更有利于厘清白话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也有利于加深当前对现代白话文复杂形成过程的认识。传教士报刊文体也成为研究晚清书面语变革的重要对象,综合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多数研究多集中于概览和梳理,对于个案的研究尚显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笔者发现《小孩月报》这份创办于19世纪70年代的儿童期刊在晚清中文报刊中率先开启了运用官话作为报刊主要文体的尝试,因此,本论文以《小孩月报》这份杂志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刊物的文体探索以及在晚清以降的书面语变革中所处的位置和意义。论文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介绍论文的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和框架,并对本文使用的“文体”的概念作了界定。第一章对《小孩月报》在晚清传教士中文报刊文体变革的背景中进行具体定位。第二章分析《小孩月报》的通俗性需求,探讨传教士将书面语贴近通行口语即官话的尝试,呈现该杂志对于官话的运用情况与其文体的过渡特征。首先展现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对官话的讨论和学习的脉络,呈现报刊文体新变的背景;其次,将这份杂志的前两期《小孩月报志异》与第三期作对比,考察官话行文的缘起和初期的面貌。接着考察该杂志刊载的《天路历程摘要》如何对1865年宾为霖官话译本小说《天路历程》进行改写,体现此阶段官话书面语形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最后,分析官话行文的困境与文体杂糅特征的关联。第三章考察传教士“言文一致”的追求如何推动官话的书写向更加书面化的方向推进。首先分析报刊文体中的欧化特征如何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扩大了汉语的表现力。其次,这种欧化特征表现在报刊中的诗歌、寓言等文学作品当中,使得其中的文体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古白话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报刊作品中官话的书面语形态向更加严密、丰富和雅驯的方向发展。结语部分,总结本文研究内容,并试图在19世纪传教士语言文字事工的背景中讨论这一刊物的影响。一方面,它提供的经验不但在此后的文字事工中为其他传教士所借鉴,而且还为中国近代民族白话报刊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这份刊物对于报刊文体的探索也参与并促进了晚清书面语变革的进程,为现代白话文的塑形和发展提供了某种参照。
刘治敏[10]
（2020）在《小学语文教师对核心素养理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的到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世界各国的教育追求共同指向了核心素养,一场以核心素养引领的课程改革正在展开。我国于2016年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这意味着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已经势不可挡。小学语文的学习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具有基础性意义,作为新课程理论与实践的转化者,小学教师对核心素养的理解情况对基础课程改革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以小学语文教师为研究对象,分析讨论小学语文教师对核心素养的理解现状,试图提出促进核心素养理解和推动语文核心素养落实的对策和途径。本研究首先分析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背景和意义,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已有文献进行综述。其次,全面阐释小学语文核心素养和教师课程理解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再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研究方法,把握当下小学语文教师对核心素养的理解现状,深入挖掘小学语文教师理解的水平、类型和结构,全面分析小学语文教师对核心素养理解现状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调查结果,探究促进小学语文教师对核心素养理解和核心素养落实的策略。研究发现,小学语文教师对核心素养的关注最高点在管理阶段,在教师教龄、年龄、职称等方面存在显着性差异。小学语文教师对核心素养的理解呈现信息-接受型、学习-观望型、反思-尝试型、目标-行为型四种类型。同时,小学语文教师对核心素养下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四个维度理解程度各不相同。教师个体特征、学校社群环境和课程制度对小学语文教师理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学生评价困难也是影响教师理解核心素养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小学语文教师对核心素养的理解,首先要加强关于核心素养主题的教师培训;其次,增加语文课程评价的素养导向;再次,对症下药,提高小学语文教师关注阶段的干预措施;另外,促进小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核心素养各维度的全面理解;最后,建构教师时间,找回小学语文教师的自主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