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历史论文参考 篇一
题目：中国古代科技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摘要：本论文旨在探讨中国古代科技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古代科技的发展历程和农业生产的变革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将以中国古代科技与农业发展为主线，分析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与影响，以及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力的提升。
关键词：中国古代、科技、农业发展、农业生产、科技进步
引言：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与农业发展密不可分。古代农业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而科技则是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支撑。科技的进步不仅为农业提供了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手段，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科技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对于理解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正文：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相连。在古代社会，农业是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农业生产力的提升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为古代农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古代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的农具。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农具的改进和发明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例如，铁制农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铁制农具具有优良的性能和耐用度，使得农民可以更加轻松地进行耕作和种植。此外，随着农具的改进，农民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从而增加农产品的产量。科技进步还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技术手段，如灌溉系统、水利工程等。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农业生产不再受制于天候和地理条件，增强了农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古代的科技进步还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技能。例如，在农业种植中，科技的进步促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土壤、植物生长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知识。人们通过研究和实践，掌握了更多的农业技术和经验，不断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和技术。科技的进步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培训和教育机会，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复杂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
结论：中国古代科技与农业发展密不可分。科技的进步为农业生产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的产量。古代的科技进步不仅为农业提供了更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研究古代科技与农业发展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为当代农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历史论文参考 篇二
题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摘要：本论文旨在探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通过对文艺复兴运动的起源、发展和影响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为主线，分析其对艺术、科学和思想的影响，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整体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西方文化、艺术、科学、思想
引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不仅对欧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整个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艺复兴运动是一个涉及艺术、科学和思想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运动，它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都有所体现，对西方文化的整体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文主义的思想，追求人类的全面发展和个体的自由。这一思想在艺术领域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对人体的塑造和表现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通过对人体的研究和表现，创造了许多经典的艺术作品。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等作品，展现了人体的美和力量，成为了后世艺术的经典之作。此外，文艺复兴运动还对绘画、雕塑和建筑等艺术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和创新。
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科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们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实践，开创了现代科学的先河。他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理论和发现，如日地运行、人体解剖、光学和力学等。这些科学理论和发现为后世的科学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推动了西方科学的进步。
文艺复兴运动还对西方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如人的尊严和自由、知识的重要性等。这些思想和观点对后世的哲学、政治和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家们呼吁人们追求自由和平等，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的压制，为现代民主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结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推动了艺术、科学和思想的发展，为西方文化的整体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研究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为当代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历史论文参考 篇三
摘要：
诠释学是一个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理论，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作用、理解和解释等理由的哲学体系、策略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
而中国的民族文献学研究，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还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
因而，从诠释学的视野去讨论图书馆民族文献研究的作用和作用，是对中华民族文献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
诠释学；图书馆；民族文献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形式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瑰丽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并共同缔造出璀璨夺目、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时间长河中所凝聚、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各民族文献。
但是，随着各族人民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不断进步与增长，虽然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与学术研究成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严谨。
但由于学术界学科界定和相关策略论研究不够清晰所造成的认识和其他方面的理由，作为反映中国各民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各种民族文献，目前仍就处于一个尚未完全被开发和解读的尴尬状态，这就使得民族文献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境地，而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文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推广和保护传承，已沦入濒临散佚消亡的命运。
究其理由，就是没有一套能够较好地正确指导解释和解读民族文献，特别是中华民族古籍文献的策略论。
1、诠释学是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往返于神界与人界之间，为人与神传递消息的信使赫尔默斯（Hermes），因为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作为信使的赫尔默斯就需要将传递的信息进行翻译和解释，从而使得人类能正确理解神的旨意。
正是基于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
由于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有传达诸神的旨意的含义，而这种旨意带有一种无条件服从的“神授意味”，使得诠释学在某种作用上被看作是一门我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做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因为它能理解和解释那种对我们封闭的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
因此，诠释学也被看作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
诠释学经历了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的历程，到了20世纪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策略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
一些人文科学甚至也把它看成一种最新的视角或策略论，如近年出现的文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等，我国有些学者甚至还提出要建立我们中国的诠释学。
而关于中国诠释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台湾历史学家黄俊杰教授在其《孟子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所指的是“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
由此，我们可以先把经典的归属理解为文献的范畴，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理解，“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与疏的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作用、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
因此，运用诠释学在图书馆进行民族文献研究，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具有深远作用的。
不仅可以逐渐丰富和完善“中国诠释学”的理论概念体系，还能把目前理论界相对比较杂乱的“古典解释学”、“古代阐释学”以及以古代经典命名的一切解释学、诠释学，统一归并称为“文献诠释学”。
因为，文献学的范畴很广泛，包括了一切与人类文明传承有关的知识、技术与文化及各种载体的总和。
而图书馆是各类文献最大的集藏地，也是各类民族经典的最大收藏者，用诠释学对图书馆中的经典民族文献进行注疏，是对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及科学管理工作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2、理解是联结诠释学与民族文献研究的纽带
民族文献的研究首先是对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但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又不是简单地求其字义的解释，而是以“理解”的态度去揭示古代的普遍精神。
文字符号的研究不是考据，而是需要研究者进入到整个文本符号的内在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民族文献的发现极为久远，早期的甲骨文、金石文献被发现时，对于研究者而言只是一种暂时无法解读的文字符号。
这种文字符号与所组成的文本在当时所体现的就是远古时期的普遍精神和生命，而对这些文字符号和文本的解释，就要研究者通过“理解”的途径进入到整个文本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内在生命中去解读其中的含义。
最终，才能解释出这些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含义。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体会理解与解释的不同，理解是解释的基础和前提，解释则是理解的发展和说明。
理解包含两个要素，即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整体。
同样，解释也建立在特殊或个别的说明和综合特殊成一统一体的基础上。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解释是作者精神的重构，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乃是对已经被形成的东西的真实的再生产或再创造。
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是我国文献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
但是，由于认识和正确解读等方面的理由，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研究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例如，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源于公元2世纪传入中国于阗地区的佉卢文，又名犍陀罗文，是一种古代文字，由252个不同的符号表示各种辅音和元音的组合，从右向左横向书写，大约和印度的婆罗米系文字的出现时间相近，通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在历史上总共存在了700年以上，被用于铸币、书写契约及翻译佛教文献。
在东汉末年，伴随着贵霜王朝的日趋瓦解，贵霜难民迁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传播。
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也随之消失了。
18世纪末佉卢文早已经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直至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了佉卢文的奥秘。
但是理由在于公元3世纪时，佉卢文在产生它的印度消失了，怎么突然又在异国他乡流行了起来？这着实让人无法理解。
如果现在有一本这样的文献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是否可以运用诠释学去“理解”并最终解释呢？目前，我国虽然收集保存了一批藏文、蒙古文、彝文、傣文、东巴文、水书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文献，但真正能理解和读懂这些文字的人大多早已故去，使得这些珍贵的民族文献变成了难解之谜。
如果能把诠释学的“理解”策略，引入到图书馆民族文献的开发利用与研究上去，那隐藏于这些民族古籍中的神秘大门，一定会被诠释学这把理解和解释文本的钥匙逐一打开。
历史论文参考 篇四
【摘要】保定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保定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它们丰富的人文内涵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命力，促进其发展。
【关键词】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个人的精神道德修养，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竞争力。
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定在新时期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促进发展，肩负起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保定拥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定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这些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保定人文历史的内涵
保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文化相互交融，积淀了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了“崇信、重义、尚和、争先”的新时期保定人文精神。笔者将保定的人文历史归纳为“悠”、“义”、“教”、“善”、“趣”这五个特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保定的人文历史内涵。
（一）“悠”
“悠”取悠久长远之意，又有闲适自得之感，而保定的历史文化便给人这样的感觉。保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1986年被选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涞源阁院寺、易县燕下都遗址、清西陵、曲阳北岳庙等众多文物古迹，年代久远，造型精美，气势磅礴，见证了古城保定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样化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彰显着保定历史文化的魅力。
（二）“义”
“义”是古往今来君子所追求的高尚品格，即正义、义气。保定人文历史悠久，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刺秦王报国家的荆轲，桃园结义的刘备等，都体现着保定人文历史中的侠义之气。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定更是“红色之都”，作为革命的主要阵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红二师“七六”学潮等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体现着保定人民的勇敢无畏，正义凛然。而狼牙山精神、白求恩精神、双拥精神等红色精神更是新时期保定人追求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教”
“教”指因材施教，指导教导的含义。保定拥有丰富的学府文化，更是著名的体育冠军之城。莲池书院、保定陆军学校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而现今的保定更是堪称“大学之城”，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为学生打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不仅如此，保定还培育出大批的优秀体育人才，涌现出多位世界冠军，在世界大赛中为国家争得了无数荣誉。
（四）“善”
“善”有善良、美好之意。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保定人民热情好客，道德诚信，涌现了无数的全国道德楷模。“油条哥”坚持不用“复炸油”，为商家做出了榜样；“河北农大9301班”的事迹更是感动了无数人，将真情传递，这些事例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精神风貌。保定人民积极建设现代化开放城市以迎接四方游客，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觉悟，拥护国家的政策、方针，以迎接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五）“趣”
“趣”取其美学艺术上的概念，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志趣、情趣和意趣等。保定拥有特色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河北梆子、北昆、老调、评剧、京剧等多种曲艺剧种深受人们的喜爱；曲阳石雕、白沟泥塑、徐水狮子舞等民俗文化在全国享誉盛名，“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的民谣更是让人民津津乐道，体现着保定人民生活的志趣。
二、保定人文历史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核心价值观是各地区思想精华的总结与凝练，来源于地方而又高于地方。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是保定人民长期奋斗所凝结的思想动力。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以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统领，同时又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政治、群众、地域文化等基础，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政治保障，优先发展
保定自古以来便是政治军事要地，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政治基础。一方面，保定为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悠久古老的保定城池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是河北省重要的政治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爆发了黄土岭战役、平原游击战、地道战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定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工业城市，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因此保定地区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保定人民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与觉悟，形成了忠义的品格，这与核心价值观的“爱国”、“诚信”等内涵相得益彰，为其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
另一方面，保定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要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政策支撑。“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旨在探索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保定依托悠久的人文历史，努力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与发展。
（二）群众支持，加快推进
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杰地灵的保定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提供了人的因素。一方面，保定是著名的“名人之乡”，赵国将相廉颇和蔺相如，精密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等，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聪明智慧，能够更好地挖掘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保定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保定人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与素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不断争先的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保定人民的心中，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一脉相承，为其发展提供广大的人民支持。依托保定的人文精神，保定人民将会更加热情，更加积极地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三）文化支撑，提供借鉴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指出文化在构建软实力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重视城市文化品牌的培育，近年来注重打造“红色文化之城”、“旅游文化名城”等品牌优势，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保定又位于京畿地带，有着地域优势，为核心价值观提供地域文化支撑。丰富的文化资源构成了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大环境，使得核心价值观更加大众化，有利于为核心价值观在其他区域文化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借鉴。
（四）增强认同，便于理解
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与升华，它来源于地方又高于地方，因此只有将区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相结合才能促进更好的发展。保定人文历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核心价值观是对保定的人文历史有着“悠”、“义”、“教”、“善”、“趣”等特点，这些都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相契合，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融入到保定人文历史中，有利于保定人民更好地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更好地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指导功能。
（五）实践平台，开拓空间
保定地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提供了借鉴，搭建了实践平台，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抗日战争时期，保定人民伟大的革命实践铸就了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实践的优良品格。
新中国建设时期，保定成为首批工业城市，促进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保定人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走在了国家的前列；努力建设“低碳城市”，打造“中国电谷”；巩固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新时期的保定紧抓历史机遇，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将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拉回到实践的层面，而积极的实践又为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引领作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之，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依托保定的人文历史，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保定的人文历史中去，有利于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区域认同感，将理论付诸实践，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引领的作用，促进区域更好更快地发展。
历史论文参考 篇五
一、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便具有深刻的联系与渊源。许多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优秀的叙事文学,比如《史记》与《左传》等。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小说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营养而发展演变。史传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秋笔法及纪传体叙事技巧的运用。文学师法历史,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生存发展,这是历史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学对史学家的叙事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口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不但善于吟诗作赋,而且在作文方面尤为擅长<史记》不仅具有温润的语言而且在叙事方面张弛有度,且富有诗意与饱满的情感。从司马迁开始,我国史学著作中叙事一般都采用纪传体的叙述方式。在这一叙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这个人物展开叙事讲述这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种富有文学精神的叙述方式。历史作为过往事件的记述,在时间方面保持线性发展,在叙事方面则是事件的客观再现两者交织发展,构成历史叙事的时空构架。纪传体的叙述围绕着人物展开,由于人具有主观性,因而叙事过程中时间与事件则置于人物的描述范围内。
二、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鲁迅小说桩人日记为例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历史语境,文学以其独特的话语进入历史的叙事中,共同参与着历史的叙述。在现代,中国发生了历史转型,新的历史主体代替旧历史主体走上历史舞台,采用符合历史形势与文化语境的文学话语,以显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诞生于动荡的“五四”时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了新历史主体话语权争夺的要求,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契合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一)文学对历史的解构行为
鲁迅在小说中借助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喻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其中叙述主体即狂人所叙述的事件几乎都是对这一历史观的现实反映。不但赵家的狗表现出吃人的信号,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设法陷害“我”,亲人包括哥哥与母亲都吃过人,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推测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说通篇的叙述都是对吃人这一历史的叙述,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行为。解构历史是为了重构历史,探寻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话语。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叙事人称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第一人称叙事首先是对个体意识的张扬。个人声音的出现意味着摆脱了以往文学叙事中中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中国文学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响亮的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能够大胆地坦陈自我的内心,在诉说着、呐喊着这个作为个体的、独特的我的想法、愿望以及各种情绪与欲念,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足以令人兴奋的变化。中国历史上人们惯于压抑个人的声音,将个人的个性与心理隐匿在群体之中。而小说中狂人的声音则象征着新的历史主体出现他能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作为叙述者,主宰着新的话语,也掌控着叙述文本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的历史主体同样具有这些对历史话语的主宰权与掌控权。这位叙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能够看清历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怀疑精神,敢于自我解剖,信奉进化论,相信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文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容不下吃人的人”。这位叙事者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与启蒙者。狂人作为小说的叙事者,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可以代表新的历史主体的中心人物。
(二)启蒙者的历史叙说
这一叙事主体兼历史主体,以解构历史为立论依据,叙述历史上的种种吃人表现。小说中主要采用日记体的方式来进行叙说,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为主。内心独白是一种自我言说,是自己与自己对话,但是在小说中,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分明试图在向他人表达,语言与叙述的指涉对象是外部而非内部。小说中具有一些体现出这种对外表达意图的句子,诸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这些句子缺少主语,是一种启蒙者的言说方式。这个启蒙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更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历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虚伪表象看到内在本质,而且对自己也有极为勇敢与透彻的认识与剖析,清醒地发现“我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最后,这位启蒙者将历史的真正面目揭开,让所有人看见这一真相,并斩断了人们在精神上的退路。小说以独白的言说方式表现启蒙者的思想,以内敛的叙述方式展现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显示出了鲁迅小说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现代启蒙者高超启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双重叙事手法
《狂人日记》采用双重叙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记式的白话文叙述言说,一是文言小引式的叙事。在日记体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叙述人发现日记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可信度,从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双重叙述。因此,小说便有了双重的叙述人,一个是文言文之“余”,一个是白话体之“我”,双重叙述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大大地增加了叙述文本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余”与“我”的叙述,建构了一个清醒的世界与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疯狂的世界,这两个文本构成的世界是相互对应并相互对峙的,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出一种复调的关系。这两个叙述世界是整体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个世界都会造成对文本叙述的误读。在前面的文言叙述中,关于狂人已经病愈并赴某地候补的记述,是对后文精神世界的一种对峙与终结。这段文言叙事似乎在暗示,无论狂人多狂思想有多么深刻,终究都被现实所“治愈”,成为一个正常人,为功名利禄而奔波。这种叙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启蒙者的命运。
三、当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当代文学依然沿袭了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以小说的叙述言说着某种历史的景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也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呈现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历史图景。苏童将控诉封建淫威的题材建构出一种不一样的文学景象与历史言说。
(一)文学叙事中历史图景的转变
《妻妾成群》中,文本叙述者围绕着颂莲这一关键人物进行叙事,呈现出一个日渐颓败但却充满了诱惑的旧家庭景观。这个即将没落的旧式大家庭中充满了各种利益的争夺、工于心计的争斗、欲望的挣扎与煎熬。历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学的背后,作为一个故事展开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当时一些富有政治与历史意义的人物与事件,而把笔墨倾注在一些对主题表达有价值的事件上。叙事者采用了聚焦的手法,并且这种聚焦是多层次的,即存在焦点的转移。叙事中的聚焦在对某些人事提高重视的同时,也忽略了对其他一些人物与事件的表现。聚焦的焦点在一些人与事之间进行转换。这不是局限于叙事学方面的转换,而是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历史景观在叙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么明显甚至不为人知的历史景观则在叙事过程中得以凸显出来。小说叙事通过叙事焦点的变化表现出这种历史的转变,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
(二)小说叙事与历史图景的审美距离
小说中的历史图景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渐渐发展,最终促进了市民社会生活图景的产生。在这一历史图景之中,启蒙话语与政治话语都不再作为一种主流的言说,经济利益与欲望及权力的争斗则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群》以一种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再现了这种历史图景的一个侧面,但同时又与这一历史景观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其保持了一种文学的审美距离。文本中对这一历史景观的书写,是以一种诗意或审美的态度进行的。比如文中出现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种象征,暗示着这种生活图景中暗藏的危险性,让人们对其保持警惕之心。陈佐千则象征着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子身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陈佐千这种意图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旧的历史存留依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延续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展现出了一种历史颓败的图景与陈旧事物没落的命运。
20世纪文学叙事中既包含对既往历史的解构行为,又具有对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现出文学与历史相互缠绕与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学叙事中建构了一幅幅多姿的历史图景,背负着种种历史赋予的责任,起到或启蒙、警示,或娱乐的使命。文学正是在与历史的纠葛与缠绕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艺术立场与审美距离,介入历史并言说历史,以文学的话语呈现出历史的图景。
历史论文参考 篇六
王国维曾说过：新学术之兴起，大抵由于新材料之发现。20世纪初期以来，先秦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的进展，即主要得力于出土文献和其他考古资料的显露、积累与整理。在获得新材料、拓宽视野的同时，学者们也在思考：如何重新认识传统历史文献。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今天仍具有指导作用：即要以历史眼光解读出土材料，并藉考古材料深化对传统历史文献的认识，给历史一个相对客观、符合实际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印群博士的新作《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以下简称《东周墓葬》）体现了青年学者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
该书是第一部系统、深入考察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周墓葬制度各方面内容及其发展、演变情况的著作，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它的结构和主要结论。
全书分七章：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周墓葬资料分析、墓地制度、墓向与葬式、墓葬结构、棺椁制度、随葬礼乐器及车马制度。书后附有墓葬统计表和图版。其主要结论如下：
（一）文献记载的"公墓"、"邦墓"两种族墓地形成于西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时期，解体于战国时期。战国中期君王陵园制的成熟是东周墓地制度中最重大的变革。
（二）晋地与王畿周围地区的墓向由春秋时不同发展为战国时趋同，其原因在于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增强，特别是战国时韩、魏势力向王畿一带的扩张。
（三）黄河中下游地区至春秋战国时期仍保持着仰身直肢葬的传统葬式，同时中原地区中下层贵族与平民墓屈肢葬数量增加，其原因在于少数民族迁移带来的影响。
（四）东周墓葬规模反映出旧的等级秩序的松驰；各地区墓葬形制的地域性是当时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战国晚期中原地区出现的洞室墓及砖室墓与传统竖穴土坑墓相比，是墓圹结构的重大变革，但数量极其有限。前者是由甘青地区经陕西传入中原的，秦人是中介。后者最初可能出于经济、实用、耐久的考虑。
（五）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墓的普遍出现，体现了新的等级秩序。
（六）春秋时期葬具等级通过棺椁体积表现，战国时期椁的有无也成为等级标志，棺椁制趋于强化，等级结构更加具体鲜明。
（七）出现于西周中期的列鼎制度到春秋时期在数目上已较规范，战国早期以后逐渐松驰，从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走到尽头。礼器组合的礼仪性降低，实用性增强。在这个过程中，卿大夫阶层的作用最为突出。
（八）西周时与列鼎制度相配合的随葬乐器制度，在春秋时期进一步发展，战国时期逐步瓦解，与列鼎的对应性松驰，战国晚期崩溃。
（九）随葬车马制度在春秋时期也一直处于发展之中，进入战国时期出现新的特点：等级色彩淡化，与鼎制结合程度大为松驰，反映重财之风。战国中期发生的随葬车马明器化昭示着该制度的瓦解。
作者认为上述结论有助于深化对东周土地制度、宗法制、国家政体、等级制度、各社会阶层地位兴替、民族迁徙及文化交流等历史问题的认识。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东周墓葬》结构合理、严密，主线也较凸显、清晰。其各章节详细论述了东周墓葬制度的方方面面，如墓地分布与相对位置、墓葬结构、墓主的葬式与头向、随葬物品等，使人读后可产生全面立体的印象（关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内涵可参看朱凤瀚先生为该书写的序）。从欲解决的问题、研究思路和方法看，作者不愿单纯地对考古材料作分期、分区和类型学分析的工作，而是想通过全面整理与深入分析墓葬资料，从人们的死后世界这一角度思考、认识东周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概括出这段历史大变动时期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因此，在综合利用文献、考古资料，将历史学视野与考古学方法相结合方面，《东周墓葬》是较为成功的一例。以下笔者就围绕此点具体谈一下阅读该书的心得。至于它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朱凤瀚先生的序已作了很好的概括，这里就不多说了。
首先，该书充分利用和发掘了传统文献在解读考古资料方面所起的作用。考古材料较为形象、具体、细致，又有时间和地域上的差别，而且信息量大，若无文献提供启示与参照，就难以准确看出其中隐藏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层面的信息；即使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难以作出合乎历史实际的、令人满意的解释。换一句话说，考古材料脱离传统文献，就难以融入历史叙述之中。《东周墓葬》的资料主要来自田野发现（参看该书第一章），在分析、解释大量的考古资料、现象的过程中，积极利用文献记载作为依据和参照，特别在论述墓地规划时，从文献中引入"公墓"、"邦墓"等概念，建立了一个公墓、邦墓萌芽、形成、瓦解的时间坐标，方便和深化了对考古材料的考察。墓葬制度中有些内容，如墓向、葬式等，文献记载较为缺乏，该书也尽量搜集，以便与考古材料比较，得出较准确、客观的认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不尽一致之处，如战国棺椁制，该书也作出了明确的说明。此外，对文献记载不明之处，该书利用考古资料进行补充和考证，如指出《礼记》、《荀子》、《庄子》所载棺椁制属于战国时期。可见，该书在利用文献与考古材料时，采取让二者相互发明的态度，在解读考古资料的同时，亦深化了对文献的认识，这与单纯让文献唱主角的作法有根本的不同。
其次，该书将良好的历史学视野与细致的考古学分析方法比较充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该书对考古材料的整理和分析服从于历史考察的目的。如，为了考察东周"公墓"、"邦墓"的情况，分析墓地中有关各墓葬死者的身份与分群（包括墓向、相对位置等）的材料。又如，为了考察列鼎制度在东周的发展变化，研究墓葬中礼器的数量、种类与组合。第二，对于东周墓葬材料反映的一些特殊的、新的考古学现象，该书亦从历史学角度进行了解释。如，认为战国时期逐步成熟起来的陵园制出现的原因是宗法关系淡化和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又如，指出东周时期中原地区屈肢葬增多和战国晚期中原地区洞室墓出现的原因在于少数民族的内迁及地区间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笔者认为，这种考察历史问题时，积极寻找考古材料，再反过来对新的、特殊的考古学材料与现象给予历史学解释的作法很值得提倡。
该书的另一特色是，虽在探讨东周墓葬制度，仍使用一定篇幅对新石器时代、商代、西周的墓葬制度进行了论述。这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叙述的系统性、条理性，也很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先秦墓葬制度的萌芽、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使人深刻理解墓葬制度反映的社会变迁。
作为探讨东周墓葬制度的专著，该书对文献中相关礼制的记载，还可作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周代的丧葬、祭祀、燕饗、婚姻等方面的礼仪，《周礼》、《礼记》、《仪礼》等文献，特别是记载士礼较多的《仪礼》描述得非常详细。如果用已经发现的、时代明确的考古材料来比较，可能会有助于今天的学者准确把握上述文献的真实程度及其时代。举例来说，《仪礼》中《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徹》等篇叙述周人祭祀过程极详，对其间所用器物的情况一一交待，像这样的文献，就可用考古发现的铜器材料求证其时代与真实程度。由是观之，像考证文献记载的棺椁制所属年代之类的工作，该书若多做一些，对我们重新估计三礼等古代文献的史料价值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此外，该书据现有考古材料得出的个别认识，也有待将来更多的发现去检验。
总之，《东周墓葬》是一部论证有据、见解独到、态度严谨的著作，对研究先秦史、考古学、社会史、文化史的学者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希望该书能够促进学者对中国古代礼制的研究。
印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242千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