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史记伯夷列传读后感 篇一
史记伯夷列传是司马迁所著的中国古代史书《史记》中的一篇列传，讲述了伯夷与叔齐两兄弟在商朝末年的动荡时期，面对君主的暴虐和社会的腐化，选择了放弃权势和享乐，而选择了过着隐居的生活。这篇列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对人生的追求和价值观有了新的思考。
伯夷和叔齐两兄弟作为商朝末年的贵族子弟，本有权势和荣华富贵可得，但他们却选择了放弃这一切，选择了过着隐居的生活。他们不为权势所动，不为财富所诱，而是追求内心的真善美。他们在世俗的利益和诱惑面前保持了高度的自律和坚守，展现了一种坚持原则和追求真理的精神。
伯夷和叔齐的选择并不容易。他们放弃了权势和享乐，选择了过着隐居的生活，面对的是世俗的嘲笑和非议。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而是坚定地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人生并不仅仅是权势和财富的追逐，而是应该追求内心的真善美。他们的选择让我深思，人生究竟应该以什么为价值追求？是权势和财富，还是追求内心的真善美？伯夷和叔齐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读完史记伯夷列传，我对人生的追求有了新的认识。人生不应该只是追求权势和财富，而是要追求内心的真善美。我们应该以人格的完善和道德的提升为目标，追求心灵的宁静和真实的幸福。伯夷和叔齐的选择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们告诉我，人生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外在的物质，而在于内心的修养和品格的塑造。
通过阅读史记伯夷列传，我得到了很多的启示和思考。伯夷和叔齐的选择让我重新审视了人生的追求和价值观。我深深地体会到，追求内心的真善美才是人生的真正意义。
史记伯夷列传读后感 篇三
《伯夷列传》十分难读，难在对人性的拷问，难在对价值观的选择。因之，昔日读、今日读，竟有迥异的结论。
余读《伯夷列传》，以为可从两处而入，一观伯夷叔齐之人格，二睹太史公之良苦用心。
伯夷、叔齐两位在思想上有强烈的洁癖，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违背自己所信奉的原则。从兄弟让位到同归西伯，从叩马而谏到饿死首阳，他们对心中的“道义”是从一而终的。他们见过了太多的兄弟残杀，因此追慕谦让的美德;他们向往盛世痛恨暴君，但绝不允许“以暴易暴”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觉得，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这种人当然是无法参与政治的，政治是没有洁癖的。或许我们会认为他们迂腐不堪、食古不化，不能用发展、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但我们永远都没有资格指责他们的人格。古人的赞许和称颂，大抵是从此处而发，“古之贤人也(孔子语)”、“圣之清者也(孟子语)”、“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韩愈语)”。
那他们有怨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他们有怨，但怨的不是自己的选择，“求仁得仁，又何怨哉?”他们怨的，是世道人心。
太史公将其置于七十列传之首，当然不是没有他的寄托。他首先要彰显的就是“让”的美德，这在《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之中已早有体现，但这当然不是他所要寄托的全部。“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太史公最为深切惋惜的，就是仁人志士在世时因天道无常而不得善报，没世后又不能见诸史籍而被人们遗忘，所以他才说“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伯夷叔齐，事迹本是渺远难闻，但孔子的称述使其贤名益彰;颜渊好学，却不免蚤死，但终究有《论语》载其“身居陋巷、不改其乐”。太史公常以绪《春秋》的职责自任，自然是要给这些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人做传。而七十列传之中的人物，或仁人志士，或游侠商贾，或出将入相，或郁不得志，但终究都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与天下”者，所以以《伯夷列传》为七十列传之首，正见太史公的良苦用心。
然而，我们或许还会再问一句：“立功名于天下”真的如此重要吗?太史公为他人立名之时，难道不也是为自己立名吗?此类问题，见仁见智，正如面对伯夷叔齐，千百个人恐怕便有千百个说法罢。
史记伯夷列传读后感 篇四
《史记》七十二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列传。读过该篇数次，每次读完都感觉这篇文章有些奇怪，但又说出个子午卯酉来，疑问如下。
第一，为何司马迁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的位置。也许你会认为没有什么，哪篇列传放到首篇是随机的，但是我不这样的认为，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可能揣摩不出司马迁的想法，但我认为一定有其道理的。例如《聊斋志异》首篇文章是《考城隍》，文中有一句话，有心向善虽善不赏，无心向恶虽恶不罚，通过这句话就能写出作者把《考城隍》放到第一篇就是告诉读者，不能只看一个人做事的结果，还要看这个人做事的出发点是什么。例如小孩吃饭时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这是无心的，不要介意。如果一群成年人吃饭的时候，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就要看看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同样是杯子掉地上碎了的事，出发点不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为何这篇文章的格式与其他篇列传的格式不同。其它篇列传的基本结构是先介绍主人公出生地等，再写主人公与事，通过记事写人，通过人来写事。记事是为了写人而服务的，所以研究列传中的人一定后看作者都选了哪些事，每一个人经历的事很多，但是作者选这个事而不用另一个事一定是有其想法的。最后是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马迁对这个人或者事的评价，评价事也主要是为了评价人。
该篇文章，开头没有介绍伯夷，文中也不是只写伯夷一个人。结尾处没有太史公曰部分。
第三，为何该文读后能明显感觉到司马迁有股怨气。其他文章中没有或者很少能见到司马迁这种怨气。处处疑问，似乎是有很多的他不明白的。例如，"此何以称焉?""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求仁得仁，又何怨呼?""由此观之，怨耶非耶?""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其轻若此哉?""恶能施于后世哉?"
在文章中，司马迁问，不是经常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好人伯夷、颜回等为何不长寿而恶人反而活的很长命哪?这是什么道理。他又写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什么意思?他想告诉大家等着看什么结果?
总是感觉司马迁把该文放在第一篇一定有其想法的，但到底是什么寓意我没有揣摩出来。
史记伯夷列传读后感 篇五
伯夷、叔齐者，兄弟也，系出商时诸侯之门。其父遗命立叔齐，叔齐则欲让于伯夷，而伯夷拒受。最终兄弟二人先后离国而赴西岐。西伯姬昌卒后，武王载西伯木主而东伐纣，伯夷、叔齐认为，武王父死不葬而动干戈，为不孝;以臣弑君，为不仁。武王怒，欲斩二人，最后姜子牙力劝而释之。殷灭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终饿死於首阳山。
以今之眼光，伯夷、叔齐之事简要，相比史上不少忠肝义胆之人，并无非常显赫之举，而太史公却将其二人列于《史记》诸列传之首。依太史公之见，二位传主为人子、为人兄弟、为人臣，均至善至仁，然以饿死告终，命运实欠公平。传后太史公感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天道终究予善人以何物、予恶人以何物哉。载于史册之忠义之士，非杀即戮，鲜得善终。反观作威作福之奸佞之徒，横行天下、鱼肉百姓，竟以寿终。境遇之别有若天壤，何谓天理耶?推人及已，联想当年，司马氏不过是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即下廷尉治罪，依汉律可以财赎刑，然家无余财、亲友无助，死罪虽免而终遭宫刑之辱，此等悲愤郁结于心，遇此自当勃发。
世俗曾有因果报应之说，俱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但不知因此说，善恶之因果报在何时，应在何地。生前如此，身后又如何。伯夷、叔齐二者，若非赖于孔子之力传于经典，后世又怎知伯夷、叔齐两人哉，此伯夷叔齐之幸也。然并非忠善之士皆有二人之幸运，悠悠岁月，过往者不啻数亿，着史家之墨有几何，着史家之墨且被记于人心者又有几何，而其中忠善之辈更有几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身为南宋重臣，文武兼备、精忠报国、视死如归，故千秋之后有人追念，而史上千百万保家卫国、浴血沙场之将士，汗青之上又有几人留名。
故欲以行忠善之举而报应生前身后的念想，与南辕北辙无异，地球虽圆，终能回到原点，但其直径毕竟是大了些。所谓“诸恶不作，诸善奉行”，所得者无他，唯心安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
半不怕鬼敲门”，对很多人讲，能睡上一辈子的.安稳觉，行善也值得，毕竟睡觉时间占人生三分之一强，可惜的是，世上有些人并不怎么看，因为他们的习性同于《画皮》中的妖精，专好在夜间活动。
史记伯夷列传读后感 篇六
《史记·伯夷列传》记叙了伯夷、叔齐二位孤竹国王子，相继辞让君位，逃离本国，投奔西伯;西伯死后，武王伐纣，他们认为是不义之举，进行了谏阻;随后，武王灭殷，四方归顺，他们感到耻辱，坚持不吃周朝的粮食，于是到首阳山隐居，采薇而食，悲歌明志，最终饿死的感人故事。
本篇位居“七十列传”之首，且在形式上有别于其后诸篇。其后诸篇，多是先记叙史实，再发表简要的议论，议论前冠以标志性的“太史公曰”。而本篇则先议后叙，夹议夹叙，甚至议多于叙，这算得上是《史记》列传中的特例了。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伯夷叔齐二人的极力推崇。且不论伯夷叔齐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也不论历来对他们的评价上存在的分歧。在司马迁笔下，伯夷叔齐正是坚守道义、“积仁洁行”、宁折不弯的理想人格的化身。
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品德高尚的人，竟落得饿死的下场!也许他们心里没有怨恨，但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仁德了吗?与之类似的还有好学的颜渊，他独得孔子的青睐，何以糟糠为食，寿命不长?而与之相反，像盗跖那样的暴戾之徒，却能够享尽天年。司马迁又联想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那些行为不端的人却能终身享乐;而循规蹈矩的人却屡遭灾祸。这使得司马迁陷入了矛盾和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他对所谓“天道”产生了质疑——不!不是质疑!是质问!不是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为什么那些善人却得不到美好的结局?《史记》中这样的悲剧人物可谓是俯拾即是。譬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了刚强直率、好打抱不平的灌夫，被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武安侯田蚡陷害致死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个明证了吧!武安侯之所以能权倾一时，既不是因为显赫的军功，也不是因为卓越的才能，而只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司马迁不无暗示地写道：“景帝后同母弟”、“王太后贤之”等。由此可见，没有所谓“天道”，在封建社会，个人的生死荣辱，全在于统治者的喜怒好恶之中。司马迁当然不能明白指出，但我们看他对两种人物命运的展现，不难体会到他对统治者任人唯亲、埋没贤才的愤懑和控诉。司马迁当然也无力改变，当他像灌夫一样仗义执言，而为李陵挺身辩护，难道不是“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吗?然而等待他的，只有的灾祸，只有统治者的冷酷无情。
既然没有“天道”可循，我们又该遵行何“道”呢?抑或有所谓“天道”，而不“常与善人”，那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是宁遭灾祸而做善人呢，还是为求富贵而做恶人?司马迁连续引用孔子的话做了回答，表现了他对先贤孔子的无比仰慕之情。他选择了像孔子那样活着，哪怕举世混浊，哪怕终身贫困，哪怕灾祸不断，仍要保持品行的高洁，何其孤傲!伯夷叔齐不也是这样选择的吗?别人为争王位苦心积虑，而他们却弃之敝屣，由此可见，富贵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天下宗周”，而他们却宁可饿死而“不食周粟”，由此可见，生命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固然不赞同对生命的轻视，也不鄙薄对名利的渴求。正因为这样，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能于追逐竞争中有所坚守，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