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 篇一: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状况分析
近年来,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一直备受关注。住房作为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之一,对于城市家庭来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的分析,探讨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现状和趋势。
首先,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水平逐年上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城市家庭对于住房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报告数据显示,大部分城市家庭每年用于住房消费的金额占总支出的比例逐渐增加,这表明住房消费在家庭支出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
其次,调查报告还显示,中国城市家庭对于住房的品质和舒适度要求不断提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于住房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报告数据显示,城市家庭对于住房的面积、装修和配套设施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更加注重住房的舒适度和品质。因此,住房消费市场也在不断升级和扩大,满足不同需求的住房产品不断涌现。
此外,调查报告还发现,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政策的调整,住房消费方式也在不断变化。报告数据显示,购买和租赁依然是主要的住房消费方式,但是随着“租购并举”的政策推动,租赁市场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此外,报告还发现,共有产权房、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商品房等新兴住房形式也受到了城市家庭的欢迎。
最后,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一方面,高房价和高租金导致了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压力增加,许多家庭不得不在住房消费和其他支出之间做出取舍。另一方面,住房供应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也困扰着城市家庭。一些城市住房供应不足,导致住房价格上涨,给城市家庭带来了较大的负担。
综上所述,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水平逐年上升,对住房品质和舒适度的要求不断提高,消费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然而,住房消费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规划和政策支持,以满足城市家庭的住房需求。
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 篇二: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对于了解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通过对该报告的分析,探讨影响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主要因素。
首先,收入水平是影响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查报告显示,城市家庭的收入水平与住房消费呈现正相关关系,收入越高,家庭对于住房的消费能力也越强。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城市家庭的住房消费水平也随之增加。
其次,住房需求是影响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调查报告显示,家庭人口数量、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的需求等方面都会对住房消费产生影响。例如,家庭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住房需求增加,从而促使家庭增加住房消费。此外,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的需求也会影响住房消费的规模和品质。
此外,金融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也会对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产生重要影响。调查报告指出,金融政策的紧缩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于住房消费具有直接影响。例如,房贷利率的上升和购房限制政策的实施,会使得城市家庭购房成本增加,从而影响住房消费的规模和方式。
最后,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也对城市家庭住房消费产生一定影响。调查报告发现,城市家庭对于住房的品质和舒适度要求不断提高,这与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于住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更加注重住房的舒适度和品质,这也促使家庭增加住房消费。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住房需求、金融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是影响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主要因素。了解这些因素的影响,有助于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好地制定政策和措施,以满足城市家庭的住房需求。
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 篇三
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6)
12月17日,《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6)》在南开大学发布。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家庭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同时发布的“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显示,2016年上半年,70个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风险几乎为近6年最大,风险逐步向二三线城市扩散;厦门和合肥超越“北上广深”,排在价格风险最高城市的前两位。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定位,既要抑制房地产泡沫,又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京奎主要牵头调研的《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6)》,基于对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全面系统的入户调查数据,样本覆盖全国32个城市,包括家庭户样本2635个、家庭成
员样本6651个,与2015年相比,家庭户样本增加了28.16%,家庭成员样本增加了27.88%。内容包括“住房及基本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偏好与交易信息”“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住房调控政策影响”“住房消费景气调查”等。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5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 2016年上半年住房价格风险最大的十个城市为厦门、合肥、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惠州、韶关、无锡、福州。
2016年上半年,70个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风险几乎为近6年最大,这使得在2016年国庆前后,北京、天津、深圳、广州、上海等5个一线、准一线城市启动了更为严格的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2016年住房价格风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变动,由一线、准一线城市逐步向二线、三线城市扩散,尤其是无锡、郑州、厦门、惠州等城市。
在住房价格评价方面,一线、准一线城市的房价会继续坚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压力较大,房价会面临加大的下行压力。
报告特别对房地产税收、限购限贷、房贷政策等近年住房消费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研。结果显示,“超过五成的城市居民认为现行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不会对其购房行为产生影响,东部地区城市家庭对房产税调整较中西更为敏感”。
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
报告发布了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该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五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根据指数显示: 2016年前3季度,住房价格风险最大的十个城市分别为无锡、北京、郑州、上海、合肥、厦门、青岛、深圳、惠州、石家庄;2016年上半年住房价格风险最大的十个城市分别为厦门、合肥、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惠州、韶关、无锡、福州。该指数还进一步反映出:2015年上半年及全年深圳的住房价格风险均为最大,经过2016年的一系列调整,深圳的住房价格风险整体有所下降,但其二手住房仍存在较大风险;2016年上半年,70个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风险几乎为近6年最大,这使得在2016年国庆前后,北京、天津、深圳、广州、上海等5个一线、准一线城市启动了更为严格的`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2016年住房价格风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变动,由一线、准一线城市逐步向二线、三线城市扩散,尤其是无锡、郑州、厦门、惠州等城市。
天津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较高
“天津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较高,且住房市场对调控的敏感程度较高。”根据该研究成果,周京奎指出,天津被调查家庭未来一两年卖房原因为改善住房条件的比例是除深圳以外最高的,而未来一两年购房意愿为非常不可能或较不可能的比例是除了深圳外最低的。这些可以部分解释2016年1-9月间天津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但在调控政策出台后,新建商品房交易价格环比增速由9月份的4.2%下降到10月份的1.3%,二手房交易价格环比增速由9月份的4.1%下降到10月份的1.2%,如果考虑到天津的调控强度较低,反应出来的住房市场对于调控的敏感程度依然是较高的。
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
在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中,报告指出,“超过六成的家庭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一线、准一线城市家庭中有接近80%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而认为房价低的占比较低,而东部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均约有七成的家庭认为房价非常高或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不存在城市类型或者区域差异,而年轻的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户主。相对于其他收入类型家庭,低收入家庭户主有更大比例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较高,其理想住房消费面积相对较小,该类型家庭未来一两年买房更多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而高收入家庭户主相对更多是为了投资。
在住房价格评价方面,一线、准一线城市的房价会继续坚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压力较大,房价会面临加大的下行压力。
住房新政的调研
报告特别对房地产税收、限购限贷、房贷政策等近年住房消费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研。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五成的城市居民认为现行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不会对其购房行为产生影响,东部地区城市家庭对房产税调整较中西更为敏感”。取消限购、限贷政策对家庭购房行为没有影响的比例为61.46%,提前购买的比例为18.15%。2016年国庆前后,部分城市重新实施了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回访数据显示,48.34%的被调查家庭认为重新实施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将影响其购房行为。报告认为,住房调控政策的不稳定将对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尤其在限制性政策持续调整阶段,该限制性政策对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也更持久。同时也表明,限购、限贷政策对于抑制住房过度消费有显著效果。
周京奎表示,应积极探索利用房产税取代调控政策可能性,明确不同城市房地产调控目标和政策选择,保障调控政策的稳定和持续性,调控应当以“保福利、稳市场、促增长”为目标,防止住房价格大起大落。
与会人员对该成果进行点评,希望研究团队能够长期坚持这一项目,做好调研指标和人员培训,完善数据库,保持前沿性、科学性、实用性,繁荣学术,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