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抗诉书范文 篇一
尊敬的法院：
我是被告人XXX，我对法院对我作出的判决结果表示不满，现通过此抗诉书向贵院提出抗诉。
首先，我对原判的事实认定存在严重错误。在原判中，法院将我指控为盗窃罪的主要证据是监控录像。然而，这段录像只能证明我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却无法证明我实际进行了盗窃行为。而且，监控录像的清晰度极低，无法辨认出我是否与案件有关。在审理过程中，我的辩护律师多次要求法院委托专业技术人员对监控录像进行鉴定，以确定录像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然而，法院未予以采纳，导致对我不利的证据被错误地采信。因此，我对法院对盗窃罪的事实认定提出异议。
其次，我认为法院在对我进行量刑时没有充分考虑到我的个人情况。在审理过程中，我的辩护律师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我是一个有责任心、有家庭、有固定工作的人。我从事的工作需要定期出差，这次被告发正是因为我不在场，导致了对我无辜的指控。我在社区也有良好的口碑，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然而，法院在判决时对我进行了过重的量刑，对我的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我请求法院对我的量刑进行重新审理。
最后，我认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我的辩护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在庭审过程中，我的辩护律师多次提出的关键性问题未能得到法院的重视和回应。法院对我的辩护律师的质询持不合理的态度，限制了我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利的能力，使我无法有效地进行辩护。这严重违反了我作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也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因此，我要求贵院对此予以重视，并重新审理我所提出的辩护权利问题。
综上所述，我对法院对我作出的判决结果表示不满，并通过此抗诉书向贵院提出抗诉。我请求贵院对盗窃罪的事实认定、量刑和辩护权利问题进行重新审理，以确保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谢谢贵院的关注与支持！
被告人：XXX
日期：年月日
抗诉书范文 篇二
尊敬的法院：
我是被告人XXX，我对贵院对我作出的判决结果表示不满，现通过此抗诉书向贵院提出抗诉。
首先，我对原判的事实认定提出异议。在原判中，法院将我指控为故意伤害罪的主要证据是被害人的证词。然而，被害人的证词存在明显的矛盾和不可信之处。在庭审过程中，我的辩护律师多次对被害人的证词进行了质询，并提出了相应的质疑。然而，法院对被害人的证词采信度过高，未对其证词的真实性进行充分审查，导致对我不利的证据被错误地采信。因此，我对法院对故意伤害罪的事实认定提出异议。
其次，我认为法院在量刑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我的个人情况。在审理过程中，我的辩护律师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我是一个有责任心、有家庭、有固定工作的人。我在社区也有良好的口碑，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然而，法院在判决时对我进行了过重的量刑，对我的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我请求法院对我的量刑进行重新审理。
最后，我认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我的辩护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在庭审过程中，我的辩护律师多次提出的关键性问题未能得到法院的重视和回应。法院对我的辩护律师的质询持不合理的态度，限制了我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利的能力，使我无法有效地进行辩护。这严重违反了我作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也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因此，我要求贵院对此予以重视，并重新审理我所提出的辩护权利问题。
综上所述，我对贵院对我作出的判决结果表示不满，并通过此抗诉书向贵院提出抗诉。我请求贵院对故意伤害罪的事实认定、量刑和辩护权利问题进行重新审理，以确保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谢谢贵院的关注与支持！
被告人：XXX
日期：年月日
抗诉书范文 篇三
申请人：刘xx，女，1958年10月1日生，汉族，个体医师，住织xx，系ss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中被告王x坤之妻。电话：180xxxx5320。
被申请人（原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张xx，男，1959年2月17日生，汉族，农民，住xx。’
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房屋确权、房屋典当纠纷一案，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20xx）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不服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02）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于20xx年12月18日向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xx年12月5日，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申请人刘x英的再审请求。申请人不服该判决，于20xx年3月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于20xx年3月30日作出了织检民行立字（20xx）第1号《民事行政检察立案决定书》，至今未果。现依法向贵x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请求事项如下：
一、请求贵x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贵x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二、此后，请求贵x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20xx）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织金县人民法院（20xx）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提审或指定再审该案，支持申请人的申诉请求。
事实和理由：
综上所述，由于一、二审、再审判决不论在认定事实上还是审判程序上均存在错误，且拒不纠正，申请人深感不公，于2004年3月根据《xxx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33条的有关规定，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出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决定立案审查，至今未果，故特请求贵院对本案予以抗诉。
此致
贵x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抗诉书范文 篇四
申诉人：李峰，男，1972年11月12日出生于上海市，汉，大学文化，原任新疆伊力特经销公司安徽办事处经理，住安徽省合肥市琥珀山庄×幢×室。
11月26日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被逮捕。
现羁押于宁国市看守所。
申诉人因不服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宣中刑终字第28号刑事裁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04条之规定特提出再审申请。
申诉事项：
依法撤销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 宣中刑终字第28号刑事裁定(见案文10)，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诉人无罪。
宁国市公检法对明知是无罪的经济纠纷，而以合同诈骗来追诉，法院合议庭认定事实是清楚的，属于经济纠纷。
但法院审判委员会枉法判决有罪。
上诉宣城中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撤销后，宁国法院重审时为了逃避责任，采取直接改罪名的方式，用盖有公司印章的复印件伪证，作为定罪证据，判处李峰犯 “伪造公司印章罪”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是一起典型的徇私枉法错案。
但宣城中院“将错就错”维持原判。
事实和理由：
一、新的原件证据，证明二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
申诉人不服宁国法院直接改罪名判伪造公司印章罪，上诉到宣城中院后，在二审庭审中，要求公诉方对改判 “伪造公司印章罪” 的证据，进行质证、查证时，才发现盖有公司合同专用章的 “总代理合同” 是一份复印件，在庭审中也没有出示原件认证、查证。
无法与原件相印证的复印件是不能作为有效证据的，上面盖的章是举报人沈雪芬自己伪造的。
她利用丈夫地税局局长的人情关系，就用那份盖有伪造印章的复印件合同，向公安机关报案，先是企图通过公安插手经济纠纷，来敲诈申诉人的合法利润，未得逞后，就想方设法追诉、陷害申诉人。
公安在侦查中，就凭那份盖有伪造公司印章的“总代理合同”复印件，到新疆伊力特经销公司去收集申诉人伪造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证词，还请他们提供真合同专用章的印模。
一边隐匿报案的伪证，一边用收集的证词来证明申诉人是冒用公司的名义，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
实际上xxx门所收集的证词、调取的真印模，只能证明沈雪芬报案的复印件上盖的章是伪造的，并不能证明申诉人有伪造公章的行为。
检察院审查中，我们已经把证明无罪的原件证据复印后，交给了公诉科科长陈俊和副检察长储兴旺，结果公诉方在两次开庭审理中，人情干预，徇情枉法，企图达到追诉申诉人有罪为目的，隐藏了我们交的未盖章的原件证据复印件，又隐匿了公安立案中盖章的无法与原件相印证的复印件，在庭审中不出示、不质证、不查证。
结果，宁国法院在法庭调查中也没有质证、认证、查证，反而在判决书中认定已经法庭质证、认证、予以证实。
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宣城中院为什么不对我们提出有异议的那份复印件上的印章真实性，进行查证，反而予以采信。
还把真印模与复印件的章互相对比，作为 “重新质证”，来证实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在荒唐。
实际上在原审中根本没有提出这两条证据，更没有提出什么真印模原件，就不存在质证、查证。
只是在重审后，直接改判伪造公司印章罪的 “刑事判决书” 中，才看到增加这两项证据。
到二审庭审时，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才重新举证，真相大白。
这次开庭发现复印件是伪证以后，我们就及时把 “总代理合同” 原件(见案证4)的复印件以及关于证据方面的 “补充辩护意见”(见书面材料)， 用特快专递寄给审理本案的合议庭(见邮政9)。
为了能证明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是可以伪造的。
我们也模拟制作了一份由沈雪芬签字、公司盖公章的 “总代理合同” 复印件(见案证10)。
结果合议庭法官在接见我们时，认为庭审后的材料是属于寄给个人的，不予采纳。
二审裁定最后认为：“证明上诉人李峰伪造印章的证据不仅有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及经原审庭审中经过质证的盖有假合同章的合同复印件之外，上诉人李峰在公安侦查阶段及原审庭审中亦供认不讳，各证据间均能相互印证。
” 实在可笑。
本身就是没有证明力的复印件证据，再多的旁证、证词、口供都不能证明是李峰伪造印章的证据。
当然，公安在看守所提审讯问时，申诉人是供述了私刻公司合同专用章盖在 “总代理合同” 上的口供。
但公安是利用复印件伪证来欺骗、诱导取得的。
实际上申诉人与沈雪芬签定“总代理合同”时，根本没有盖章，因为公司没有配章给安徽办事处。
当时沈雪芬提出要盖公司合同章时，申诉人就对她说只能以后补盖。
事后也安排过人想办法去刻章。
因此就错认为：也许他们把章刻过了，大概沈雪芬也耒补盖了，所以就供述了以上口供。
况且是合同诈骗，与刻章也没有关系。
直到与家人见面时才知道，压根就没有人刻过章，更别提盖章了。
根据刑诉法第46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在没有其他任何能够证明是申诉人伪造印章的证据，也没有印章原物，就不能以申诉人的口供作为定罪依据。
宁国市公检法三家一直把那份伪证，当作是申诉人有罪的 “嫌疑”，理所当然地认作 “犯罪行为” 还当 “流窜作案” 逼迫申诉人承认签字，找理由延长审查时间。
坚持 “有罪推定”。
把一起很正常的经济纠纷，当作合同诈骗来刑事追究，使申诉人无辜羁押近500天。
后来因证据不足 “合同诈骗罪” 依法不能成立时，为了“保全” 宁国公检法的 “面子”，就策划一个逃避责任的 “换头术” ，直接改判为 “伪造公司印章罪” ，用关多久、判多久的办法来抵销羁押时间。
所以，判了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申诉人即使刻制了公司合同专用章，并盖在“总代理合同”上，也是很正常的职务行为，因为李峰是驻安徽办事处经理，授权负责公司在安徽的销售相关事宜。
(见亲属辩护词)就算伪造印章存在，也只属于“
治安管理处罚法”(见法律7) 第52条行为，受治安处罚，也不能追诉。
现在我们有双方亲笔签字，没有盖章的 “总代理合同” 原件(见案证4)，足以证明 “总代理合同” 复印件上盖的合同专用章是沈雪芬伪造的。
正如：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佘祥林案那样，因杀妻入狱后，被“杀”的妻子却突然回到人间，是冤案无疑。
现在李峰一案，因使用了伪造公司印章被判了刑。
现在出现了原件证据，证明未盖伪造的印章，也是冤案无疑。
二、 本案在诉讼程序上存在管辖问题，宁国无管辖权。
根据《xxx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管辖中第二十四条规定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一开始宁国法院就无管辖权，但法院不采信，理由是合同的商谈地和被害人的汇款地在宁国。
那么现在改为 ”伪造公司印章罪“ 的商谈地、发生地、付款地、使用地以及公司驻安徽办事处的所在地和被告人的居住地都在合肥。
怎么由宁国法院来管辖呢?
前面”合同诈骗罪“是宁国公检法三机关领导受地税局局长干扰，官官相护，滥权，徇情枉法，故意造成的错案。
现在再争夺管辖权来审理此案，明摆的是为了逃避责任，其结果只能是再一次枉法判决。
所以二审裁定分析的，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宁国法院无管辖权。
三、法院在重审中直接改罪名宣判，违反法律程序。
程序是法律的生命。
本案公诉方起诉指控的是合同诈骗罪。
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才发回重审。
在重审中，公诉方未能提供新的证据，宁国法院也认为：公诉方因证据不足，合同诈骗罪依法不能成立，采纳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就应该作出因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如果在审理中认为申诉人犯有伪造公司印章罪的事实，就应该在判决前，建议人民检察院变更起诉指控罪名，重新开庭审理。
决不能违反法律程序直接变更罪名作出有罪判决，来达到抵消错关、借捕、错判的赔偿责任和错案的追究责任。
法院这种 ”突袭判决“ ，它又违背了控、审分离原则和 ”不告不理“原则，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也侵犯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定权利。
四、法院不具备直接改罪名来判罪的条件，适用法律错误。
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xxx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宁国法院不具备直接改罪名来判罪的条件。
因为申诉人被起诉指控是 ”合同诈骗罪“ ，己经被两级法院认定为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依法不能成立，证明申诉人是无罪的'。
所以法院根本无权改罪名,作有罪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只有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法院才可以作出与指控罪名不一致的有罪判决。
比如：哄动全国的重庆市”虹桥“跨塌一案，检察院指控赵祥忠犯有玩忽职守罪。
法院经审理认定，”检察机关指控赵祥忠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其犯有玩忽职守罪不当“，因此将起诉罪名自行作出了变更。
由此可以看出二审是随心所欲，曲解法律的裁定。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未依法审查、监督、纠正原审法院的错误判决，”将错就错“ 维护一审错误判决，使申诉人蒙冤。
为此，特申请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此案立案再审，撤销二审裁定，宣告申诉人无罪，以维护司法公正和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此 致
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
1、宁国法院重审《刑事判决书》(见案文9)
2、宣城中院《刑事裁定书》(见案文10)
3、新证据 ”总代理合同" 原件
(见案证4)
申诉人：李峰
代书人：李荣寿
4月25日
抗诉书范文 篇五
刑事申诉书范文推荐
申诉人：李x华，男，现年32岁，汉族，籍贯：重庆市人，捕前在广东省深圳市打工，现服刑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盖米里克xxx四监区。
原一审案号：深中法刑二初字第xx号
原二审案号：(1996)粤高法刑终字第xxxx号
申诉人因抢劫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粤高法刑终字第xxxx号刑事判决提出申诉。
申诉人认为：原判存在事实认定、诉讼程序及适用法律等方面错误，导致量刑过重，申诉人申请提起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纠正错误判决。
申诉事实与理由：
一、事实认定方面：申诉人具有立功情节，但判决书未予以认定。
两审《提审笔录》均记载申诉人提出的带深圳东州派出所公安人员抓获李海全(当时冒名李海勇)的立功情节。申诉人当时认识李海全的舅舅，知道他常到舅舅处，就带公安人员到其舅舅处抓他，并告知公安人员李海勇是他弟弟的名字，李海全才是他的真名。但两审判决书对此均未提及，更没有认定申诉人具有立功情节。
依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4月17日，法释8号)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这一量刑斟酌情节若得以认定，对申诉人的量刑是意义重大的。
二、诉讼程序方面：二审法院没有依法为申诉人指定辩护人。
本案二审虽然没有开庭审理，但依据二审判决书所载：“本院……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律师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申诉人一、二审均没有委托辩护人，没有律师的辩护意见，申诉人无法依法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据此，二审法院没有为申诉人指定辩护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影响了对案件的正确裁判。
本案中，同案李光华、韩劲松均供述申诉人是“组织、提议者”，一审庭审中两人聘请的律师(两辩护人向燕、沈远贵均为四川省万县律师事务所律师)亦将罪责推到申诉人头上，使申诉人的下列申辩苍白无力：
1依据二审判决书，李光华“检举他人犯罪线索，经一审法院查证不属实”。可见李光华为减轻刑罚，不惜诬告他人，自然也会因此诬告别人是主犯;
2韩劲松因私藏赃物曾被申诉人警告，因而怀恨在心，不排除其诬陷申诉人的可能;
3申诉人仅参与一次抢劫，且是初犯，很难使人相信申诉人是“组织、提议者”。
三、法律适用方面：
1、二审判决适用了《刑法》第十二条，但得出了错误的法律适用结果。
《刑法》第十二条的中心涵义是“从旧兼从轻”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1997年12月31日，法释【1997】12号)第三条规定：“1997年10月1日以后审理1997年9月30日以前发生的刑事案件，如果刑法规定的定罪处刑标准、法定刑与修订前刑法相同的，应当适用修订前的刑法。”二审判决据此得出适用1979年刑法的结论。
虽然《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法定刑与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的法定刑一样，但二审判决却忽略了两部刑法关于主犯的定罪处刑标准不同。1979年《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主犯，除本法分则已有规定的以外，应当从重处罚。”因而二审判决在对申诉人的判决理由中称：“虽然只抢劫一次，但其在抢劫中系组织、提议者，应从重判处无期徒刑”。而1997年《刑法》“应当从重处罚”属于法定量刑情节，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规定的34种“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均不包括主犯，只在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因此，二审法院适用1979年刑法是错误的，应适用1997年新刑法。
抗诉书范文 篇六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xxx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所认定事实没有证据或者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
(二)原判决、裁定对有足够证据支持的事实不予认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采信了伪证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的;
(四)原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进行调查取证，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认定事实的;
(五)原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进行调查取证，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认定事实的;
(六)原判决、裁定所采信的鉴定结论的鉴定程序违法或者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的;
(七)原审法院应当进行鉴定或者勘验而未鉴定、勘验的;
(八)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xxx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错误认定法律关系性质的;
(二)原判决、裁定错误认定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
(三)原判决、裁定确定权利归属、责任承担或者责任划分发生错误的;
(四)原判决遗漏诉讼请求或者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判令被告承担责任的;
(五)原判决、裁定对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或者对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的;
(六)适用法律错误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xxx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提出抗诉：
(一)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书记员依法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二)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未经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裁定的;
(三)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未经传票传唤而缺席判决、裁定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六条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民事案件时有《xxx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
如果原告或者被告对一审的判决结果有争议，可以直接上诉，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即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对二审的判决结果有争议。可是，民事诉讼活动中二审的判决一般就是终审判决，若没有重大证据，检察院不会向法院申请抗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