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法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最新 篇一
近年来，随着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法律适用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是司法公正的基石。因此，研究法律适用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最新的法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探讨法律适用的最新研究动态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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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最新 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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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最新 篇三
法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范文（最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灾害(本文中的灾害均指自然灾害)在我国古代发生十分频繁，所以我国对灾害防治起步较早，“大禹治水”是在灾害防治上的较早实践。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我国历代政府逐渐将实践经验用政策和法律固定下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制。在我国古代，这套机制被称为“荒政”。
在灾害的预防上面，历代政权规定了重农制度、仓储制度，水利制度和林垦制度。在灾害的救治上面，采取“赈给”、“调粟”、“养恤”、“除害”的治标措施和“安辑”、“蠲缓”、“放贷”、“节约”的补救措施。 此外，民间还存在着一套自我救济的应灾机制，有家族的自救，即灾害爆发后，很多富户大姓救济同一宗族的穷人。如《后汉书•朱晖传》载 “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赢者，乡族皆归焉”。还有是社会团体的救助，元代民间有“锄社”;明代山东有“义社”，河南有“吃会”;清代北京有“窝窝头会”，南京等地有“摇会”。
中国古代在灾害防治上的众多成就，激发了中外学者对此的研究兴趣。在国内，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灾害防治法律机制的学者，但是研究“荒政”(或者称为救荒)的学者数目众多。然而，“荒政”是历史上的称呼，从当前看来，其实就是灾害防治，以及相关的政策制度。根据目前的考证，最早系统介绍救荒的文献是南宋的《救荒活民书》。民国时期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一书，是近代文献中对中国古代灾害防治阐述较为详细的著作，书中不仅记载了历代灾害发生的情况，还有对灾害防治的思想发展和具体政策的论述。
当代学者对中国灾害防治的研究也颇有兴趣，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关于研究灾害防治思想的文献有《早期儒家的抑制型防灾减灾思想》(刘厚琴)，《救灾与发展：范仲淹、刘晏救灾思想的现实意义》(刘军英)，《两汉荒政思想探析》(陈业新)等;关于研究具体制度或者措施的有《浅议南宋社仓制度》(许秀文)，《宋代富民与灾荒救济》(林文勋)，《中国古代报灾检灾制度述论》(张文)等;还有整体研究中国古代灾害防治的，如《中国古代减灾思想和政策》(段华明)，《中国古代抗疫病的法律措施》(王宏治)，《灾异境遇—中国古代法律应对机制及其当代意蕴》(方潇)，《天人感应的灾异观与中国古代救灾措施》(孙湘云)等。
在国外，也不乏有研究中国古代灾害防治方面的学者，像美国学者李明珠、艾志端，法国学者魏丕信，澳大利亚学者邓海伦，日本学者掘地明，德国学者安特利雅•扬库等。
二、研究方向
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学者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政治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来研究这一问题。由于研究参照的主要是史学资料，导致了研究的方向也倾向了史学一边，像研究灾害思想的文献，基本上都属于史学类文献。另外，有的学者研究灾害防治的某一制度，也容易倾向于从政治管理学的角度着手，因为在史料中对灾害防治的记载，大部分是关于具体灾害防治工作的实施操作，而这些跟行政管理紧密联系。
在研究的内容上，很多学者倾向于研究清代的灾害防治机制，因为清朝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当代更具有借鉴意义，还有是清代的史料比较完备。而研究灾害防治思想的学者，则不局限于这一时期，从先秦到晚清的各个时代，都有所涉及。也有学者研究古人的灾害防治思想，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儒学大家，像孔孟，董仲舒、朱熹等。
三、进展情况
中国学者对灾害防治的研究同步于灾害防治的实践，但古人对灾害的研究主要是停留在思想论述上面，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称之为研究。因此，真正意义上对古代灾害防治的研究应该始于近代。民国时期的邓云特对古代灾害的防治很有研究。在他的《中国救荒史》中，详细记录了从远古到民国时期的各种灾害，并且分析了各种灾害的成因与影响。在书中，他还介绍了历代救灾思想的发展，首先他介绍了天命主义的禳弭论，然后详细介绍了各种实用的思想学说，他把那些实用的学说概括为积极预防论与消极救济论。在灾害防治的政策上面，邓先生也将古代的政策制度分为积极的预防政策与消极的应对政策。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曾经遭遇过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所以对灾害防治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但是那些研究都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对此的研究几乎为零。改
在以后的几年中，国内学者对古代灾害防治的研究逐渐深入，涌现的文献也越来越多。在2003年的“非典”事件后，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了高峰，诸多学者发表了此方面的著作，如孙绍骋著的《中国救灾制度研究》，陈桦和刘宗志著的《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1750—1911)》，王宏治发表的《中国古代抗疫病的法律措施》、方潇发表的《灾异境遇—中国古代法律应对机制及其当代意蕴》等。从那以后，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灾害防治的研究一直是方兴未艾。
当前，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这再次给予了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灾害防治新的契机。2006年，北京召开了“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三联书店出版社将会议上的学术论文出版成书。(由李文海与夏明方主编的《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灾害防治的研究，迎来了新的高峰。
四、存在问题
尽管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灾害防治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只是局部性的。如前所述，当前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灾害防治，仅仅局限于历史学、管理学与经济学领域，而在法学领域，除了方潇、李鸣、王宏治等几个学者发表过一些论文之外，很少有人问津，权威性的著作文献更是稀少。并且，那几个学者对中国古代灾害防治的法律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学者李鸣的《明朝救荒立法述略》，主要是对明代的`救灾措施与法律条款的罗列，对于深层次的立法思想却毫无论述。学者王宏治的《中国古代抗疫病的法律措施》更是体现了堆砌史料的特点，仅仅冠以了一个法律措施的名号，至于为何称其为法律措施没有进行详细的探讨。学者方潇的《灾异境遇—中国古代法律应对机制及其当代意蕴》，主要论述的是当代意蕴，所以对古代灾害的应对机制只是作了初步的介绍，其机制的内容仅仅摘取了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中的部分内容，没有什么突破性的研究论述。另外，在最近的三年内，法学领域没出现过此论题的文章，研究进展十分缓慢。
我国古代政法不分，造成了当代学者对史料鉴别的困难。在社会科学中，一般的做法是将荒政归为政治，将刑狱归为法律。这种泾渭分明的规定，可能是导致法学学者研究古代灾害防治缺少的原因。笔者认为，对中国古代荒政的定性有待商榷，它仅仅是政治制度吗，是否排除了法律制度的可能性呢?邓云特先生认为，历代学者对救荒(荒政)的概念模糊不清，他认为救荒(荒政)，应该是为防止或挽救因灾害而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之一切活动。 可见，中国古代的救荒是系统性的机制，除了政治制度外，也包含了法律制度。因此，从法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灾害防治的机制，可以弥补当前学者对荒政研究的缺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