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俞敏洪北大演讲稿 篇一
北大学子们，同学们，大家好！
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经验和对未来的思考。作为一个北大的校友，我一直深深地感受到这所学府对我的影响和塑造。北大培养了我坚韧的意志和追求卓越的精神，让我在创办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自信。
回顾我的创业历程，我曾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困境。但是，正是这些挫折和困境，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和目标。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勇于追求梦想，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观点是：追求卓越。在我的教育理念中，卓越不仅仅是指在学习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更是指在人格品质和社会责任上的卓越。我们作为北大的学子，应该具备卓越的学术能力，同时也应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积极的社会责任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第二个观点是：乐观和坚韧。在创业的道路上，我们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只要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坚韧不拔地向前，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迎接成功的曙光。我常常告诉自己，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达到目标。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激发潜能。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只是我们要善于发掘和利用。我们应该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发展自己的技能和才能。同时，我们也应该鼓励身边的人，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北大学子们，同学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肩负着更多的责任和使命。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俞敏洪北大演讲稿 篇二
北大学子们，同学们，大家好！
我很荣幸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交流和分享我的经验和思考。北大是一个充满智慧和活力的地方，也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里，我收获了知识，结交了朋友，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和品格。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教育的话题。教育是每个国家和社会的根本，也是每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关键。作为北大的学子，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和使命感，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首先，我们应该关注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进步的基石，也是保证每个人平等机会的重要保障。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教育公平的实践中，为那些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机会。
其次，我们应该推动教育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和尝试新的教育模式和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和个性化的教育。
最后，我们应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我们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创新平台，让他们能够学以致用，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力。
北大学子们，同学们，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实现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创新、培养创新人才而奋斗。谢谢大家！
以上是两篇关于俞敏洪北大演讲稿的文章，第一篇主要强调追求卓越、乐观和坚韧以及激发潜能的重要性；第二篇则着重于教育公平、教育创新以及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意义。这两篇演讲稿旨在鼓励北大学子们在追求卓越的同时，也要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实现社会进步和个人成长而努力。
俞敏洪北大演讲稿 篇三
俞敏洪被媒体评为升值潜力的十大企业新星之一，20世纪影响中国的25位企业家之一。以下是©整理的俞敏洪北大演讲稿【三篇】，欢迎大家阅读。俞敏洪北大演讲稿【一】
我的创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新东方的家族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新东方的合伙制阶段。新东方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个人和家族阶段、合伙制阶段、股份制改造阶段以及国际上市阶段。现在新东方是第四阶段，因为已经是美国的上市公司了。
第一个阶段，刚开始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在干。从北大出来了没事干，我就早上去贴广告，下午坐在那儿等学生来，晚上到别的培训机构去上课。后来慢慢学生就多起来了，我发现忙不过来，也没钱请别人来帮忙，就跟我老婆说，你看我们现在自己办学校好像没有问题，你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么辛苦，每天要骑自行车去上班，挺远的，你就干脆不做了，看你人长得又不算太难看，往前台一坐，说不定能多招几个学生呢，是吧?后来我老婆就真的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了，1992年辞的，和我一起干到了1996年。她管行政、后勤、招生，我管上课和教师质量。在这个过程中，还插入了一些家族因素，我老婆的姐夫、我的姐夫都到新东方来工作了，虽然他们都很能干，但这已经很明显带有家族倾向了。至于我妈，她倒是没有参加过新东方的具体工作，她是觉得儿子在新东方能养活她了，就给我做饭来了。她这一来带来两个大问题：第一就是我们家就一间房子，我老妈和我们睡一间房，我跟我老婆晚上根本就没有空间在一起，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其实中国的婆媳关系是很麻烦的，我老妈个性比较强，我老婆个性也蛮强的，两个个性强的女人在一起——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结果了。所以总是有一种疙疙瘩瘩的感觉在里面。第二，我老妈以前是农村妇女队长，特别喜欢干活，一看新东方地脏了没人扫，她就要扫地。我想老太太要扫就扫吧，可是她扫着扫着就领着新东方的人在干活了。老太太能很自动地就变成领导人——说实话，我身上有一点点我老妈的特点，能够通过努力地干活使自己变成一帮人的领导。老太太是我妈嘛，有时候会干预新东方的一些事务，后来新东方内部因为我老妈弄出一些疙疙瘩瘩的矛盾。但是这在1996年以前不是什么大矛盾，因为那时候新东方本来就是一个家族，就是大家一起干。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我1995年年底去美国到96年初我那帮哥们儿从国外回来，而且他们有很多是放弃了重要的职务回来的。比如说王强，在贝尔的实验室工作工资接近8万美金，跟我喝了两天两夜啤酒就糊里糊涂跟我回来了。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不认为我很能忽悠。我在大学基本上没有任何机会参加学生干部活动，也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讲话，而且学习成绩也挺差的。其实我给全班同学留下的印象就是俞敏洪是个特老实的人，也是个挺没出息的人。其实这种印象留下来以后呢，给我后来到外国去找他们，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后果：第一，他们突然认识到，我们班当时最没出息的那个人，没有出成国，在中国赚的钱竟然比他们还要多!他们是这样想的：像俞敏洪这样的人在中国都能赚到钱，那我们回去还不发啦?第二个好处，就是他们觉得我是个挺老实的人，如果我说回去能做成功，那就一般能成功，我不是那种空口说白话、随便瞎忽悠的人，因为我在大学里没有给他们留下这个印象——他们没有想到跟他们分离十年我已经彻底改变了，哈哈，从一个不会忽悠的已经变成了忽悠专家了!当时他们没有明白，等回来以后发现自己上当了。他们问我，他们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违章建筑里。他们说他们的汽车在哪里?我说总共就一辆天津大发。最后一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叮叮当当就开始上班了。当时我跟他们说发工资是没戏的，但是我们新东方还有好多没有开发的项目，当时只开发了一个托福项目，还有像国内考试、GRE项目、翻译等等。我就给他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后来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知道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我要给他们开工资肯定是不行的，也没有那么多钱，我就说：“既然咱们是哥们，原来也没有什么上下级关系，现在新东方虽然表面上是我的，现在你们一块儿来就是大家的了，所以咱就是把业务划成版块，执行邓小平的‘包产到户’政策。”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呢?就是给你一块地，你爱种不种，但是农民都会种的，因为不种终究没有粮食吃了。所以呢，农民就包产到户，一直到今天种粮食还种得挺热闹。
当时新东方没有股份化，我们也没有想过要长期一直干下去——只是希望通过新东方的平台让大家一起富起来，因为他们当时回来也还很穷，当然也是为了大家一种模糊的事业感。这样，我们就开始一起演讲，一起策划新东方。大家一起干完以后，把所有的成本付完了，把国家税收付完了，该拿的钱全部拿走。我跟他们说了，我一分钱也不要，我要的就是大家天天在一起，大碗喝酒，大盘吃肉，然后再一起把新东方做好做大，以后我们回顾这一段人生的时候，确实感到痛快就可以了。其实从1996年开始，直到2000年，新东方急速发展，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股力量，一种做事情的豪气和大方在里面。
到了后来，大家知道，包产到户嘛，小农经济，这个结构等到大发展的时候肯定会出现问题的，但是当时没有出问题。实际上，结构和你发展的现状必须是配合的。如果说你的发展还没有到达一个点上，你就开始想把的组织结构放进去，这就把你的发展机会给扼杀了。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没有组织结构来进行提升，也就死定了。他们回来的时候，新东方其实还很小，总收入一年才有几百万，我要是给他们股份让他们弄的话可能早就散架了——因为一旦股份化，所有的职位都会正规化，然后谁拿多少工资，谁拿多少奖金，谁来干什么都是一定的，当时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不能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当时的目标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当时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既然不出国了，就想办法多赚点钱。他们回来其实也是这种想法，就是赚点钱，而且一帮哥们在一起也不容易，大学的友谊，隔了快十年了又聚到一起去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做得挺开心。这个结构的好处就是新东方急剧发展，总共五六年的时间就从年收入几百万一下子冲到了几千万，这在当时已经非常厉害的了。害处就是后来引起了新东方内部的巨大矛盾。
我的这些大学朋友回来之后，带来了很多新的思想，也给我带来了原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他们进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驱赶我的家族成员。这个让我感到很痛苦，我想：这帮兔崽子，怎么一来就要把我家里人赶走呢?但是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如果我和他们吵架——不管是因为业务问题还是其它问题，我们都是平起平坐的，不管说话说到多么凶，都是哥们儿，不会最后出问题的。但是我老婆在边儿上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她认为很平常的话，他们听了以后可能就会觉得很受侮辱。我是习惯被侮辱了，我老婆说话是不是侮辱了我，我根本就听不出来，但是他们不行。如果新东方想要做长久的话，不能有女人干政。但是我又怕我老婆，怎么能让她走呢?后来我就和我老婆说，你看咱们新东方未来要做大吧?她说是啊，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啊。我就说，你看咱俩现在的能力，做大新东方有点力不从心。她说，倒也是。我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先出去读书吧，提高能力。我老婆就说，那你先出去吧!我说不行啊，我先出去了，这一帮兔崽子心怀叵测在你身边你哪受得了啊，对不对?不如放我先对付他们一阵子，你先出去读书吧!也不知道我老婆是怎
对付我老妈，我发现麻烦要大得多。我老妈当时在新东方做一些后勤工作了，她老人家平时说话就更没有顾忌了——我妈经常说“老娘是新东方的妈”，哈哈……最后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家族成员在新东方工作，新东方的其他一些管理者，当然不是我从国外回来的那些同学，而是土生土长的管理者，他们也把自己的家族成员弄进来了。我觉得不对头，因为这样就形成了新东方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小版块儿。我想让他们这些家族成员走，但是我开不了口，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这个不公平啊，尽管说新东方是我创的，我可以说你的家族成员不能呆，但是我觉得这样不是做事的方式。我发现这个事情如果不纠正的话，新东方就会形成一个个小团体，最后你想整顿会很难。但是要整顿就得从我做起，也就是说先把我的家族成员全部请走，于是我在朋友的支持下下了一个命令：在新东方只要家族相关的成员就不能呆。后来是执行了，先由我来做，这一段历史比我做新东方任何一段都要艰难，原因我的家族成员除了我姐夫在新东方的书店当经理以外，其他基本都是扫地的。就是说，好不容易在这儿找了一份工作，没有任何话语权，还不能在这儿干。你想我是农村来的，农村有一大堆的村民，他们就会传：俞敏洪这个人好狠心啊，人家好不容易能够混口饭吃了，最后你又把人家赶回去，这让人家没法活了!还有，我老妈也必须被清除掉，因为我老妈在新东方什么都插手，也算是重要家族成员。而我从小就是那种我老妈一说话就“扑通”一声跪下去的人，让我清除老妈比让我登上月亮还要难——一看到我老妈不高兴我就会发抖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农村的这种教育方式，孝顺是第一位的，而且我老妈也比较有个性。后来下了狠心了：清不动也得清啊!清完的结果是我老妈半年不允许我回家吃饭。
后来我发现，一个人如果坚定并且坚持了，最后还是会有结果的。我可以在我老妈面前跪下去，就是亲戚朋友坚决不能再进来。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事情做完了，新东方的其他管理者一看，俞敏洪动真格的了!结果，新东方下了一条行政命令：任何人，只要是在管理层面上的，直系亲属就不允许在新东方工作，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连亲属带管理者本人当天开除。后来新东方还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把自己亲戚朋友、兄弟姐妹的名字改了一下，又放到另外的地方去，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他的亲戚朋友，后来被新东方查出来当天就开除了。这一关当时我没过的话，绝对不会有新东方的今天了，绝对不可能上市的。
新东方发展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随着新东方的发展，原来的那种合伙制行不通了，需要发展新的组织结构。我当时和那帮哥们儿的股份还没说清呢。而这一关呢，他们的眼光有一点超前，我的眼光有一点滞后，所以新东方有句话：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在干!包括今天，我原来的那帮哥们儿已经不在新东方的管理层了，现在新东方的高级管理层有九个人，六个是海外留学回来的，有两个是纯粹的外国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出国读过书。所以新东方一直延续着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在这干的传统。从2000年开始，新东方的结构出现大问题，整个过程我就不再详细说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这其中的原因，就是股份没说清楚。但是我也觉得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开始说清楚。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每个人管的那一块都做得很好，但是后来新东方新的业务版块出现了，而且这些版块大家料定了能够做大。那么这些版块给谁做呢?就没有办法了。说给俞敏洪做，他们可能会说新东方整个品牌是我们一起创起来的，为什么这个版块给你做呢?给王强做，也会说那凭什么给你呢?对不对?说给小平，那也不行啊……但总得有一个办法吧，大家就说，旧的先不动，新的版块我们股份制吧。所以新东方就出现了很多股份不一致的股份公司，比如说用不同的股份搞图书，搞电脑培训……最后利益就相互扭着了，而且每个人还有一块自留地在那儿拼命地干，最后整个结构就不对了，大家也很迷茫，很痛苦，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俞敏洪这个人没有领导才能，才导致我们今天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不懂，就请外面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说你们这样是不行的，把所有的东西统统都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大的股份公司，最后你们就变成一个大型机构了。我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把我们之前个人的东西再合起来，一些小股份公司再重组股份，全部揉在一起。怎么揉呢?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谁占多少股份的问题。我们关起门来讨论了两天，有了一个结果：新东方的原始股东，就是新东方参与创业的十一个人。然后十一个人就分配，当时咨询的人说，俞敏洪你自己至少占55%，否则这帮小股东每天跟你不开心，他们手里有超过50%，一生气就把你*掉了!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如果我管新东方需要用我的股份控制权来管的话，我就不要新东方了，我要把新东方做大，一定是通过我的个人影响力和大家对我认可的地位。
这个我是有自信的，但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没自信，是后来在北大当六年老师的时候开始产生了自信。其实本来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当老师，但是当了两年以后发现自己还是挺受学生欢迎的，学生的眼神给了我自信。办新东方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是没有自信的，因为一开始我自己一个人糊弄嘛，也不需要一个人参加。结果到后来我那帮哥们回来的时候，新东方已经办得挺好的了，我就对做事情又产生了自信。但是这个自信在那帮哥们回来以后就彻底被打掉了，因为我做任何事情他们都骂我，他们要实在没理由骂我就说我是个农民……(笑声)这也是我没有办法的，毕竟他们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而我连国外的影子都没看见过，除了去了一趟美国把他们请回来以外。所以我看到他们那些喝了洋墨水回来的人会害怕，总觉得他们肚子里装的东西都比自己要厉害、要新颖。后来慢慢发现，其实人的智慧和经验是分在两方面的，一个是实践智慧，一个是理论智慧。我是实践智慧多于理论智慧，我的理论智慧可以从其他人身上吸取，因为我有一种勇于接受别人批评的态度。
成立了股份公司，股份是分完了，分完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成立了公司而且公司要发展，当时我们也已经有咨询公司了，如果我们好好做，新东方说不定以后会上市——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市是怎么回事，但都知道上市就发了。一鼓动，大家就说好啊，就股份制了!分了以后，公司如果要发展，就需要有利润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前面新东方的结构是什么?包产到户，把所有的费用成本都弄完了以后，利润全部拿走。现在要有利润，就意味着现在不能拿走钱了。这就出现一个情况：突然发现个人没收入了——原来我干了一年以后能拿三十万五十万，怎么现在我干了一年才能拿十万了?股份制不是发财的嘛，怎么钱越来越少了?这是一。第二，大家发现，原来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说话算数，现在不行了，为什么?有公司结构了。还有，原来我们这帮人是没有上下级关系的，他们一直感觉俞敏洪是他们的下属，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班长、团支书甚至老师，怎么公司一结构化就变成董事长了呢?而且还兼总裁。当然了，这还好说，因为不管你怎么没出息都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他们说，你是新东方的father，我们是新东方的uncle。但还是出问题了，知识分子嘛，都要面子，原来是不分类的，现在就要有副总裁、常务副总裁和一般副总裁了，有第一副总裁还有第二副总裁……完了之后，工资也有区别，总裁的工资总比副总裁高吧。新东方很有意思，本来大家都是骑自行车叮叮当当上班，都还挺高兴的，为什么呢?骑自行车就是为自己干嘛。新东方变股份公司的第二天，就进了11辆小轿车，一人一辆。有了车以后大家反而不干活了，因为不知道去哪儿干活，干了也不知道钱到谁的口袋里去。大家虽然股份都占到了，但是股份不等于钱啊，就觉得不行。后来想来想去觉得不对：虽然我们现在改造了，但好像上俞敏洪的当了，俞敏洪表面上在推动改革，实际上用股份把我们架空，然后把钱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
实际上，我们是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突然间就结构化了。那个时侯新东方有控制，但是不是像现在这么现代化。也有人管着财务，但是那个财务人员是当时我招进来的。他们说，这个不行，谁知道背后俞敏洪得拿走多少钱，要求换财务人员，就换了。他们后来又觉得俞敏洪当总裁对新东方的发展起不到推动作用，因为观点确实太落后了，就说咱们让俞敏洪下来吧。开董事会说下不下?我说可以啊，所以董事长就下来了，总裁下来了，后来连北京新东方学校的校长都不让当了，我就变成了北京新东方学校的一个国外考试部主任兼国外考试部老师，天天背着个破书包去上课。他们开总裁办公会我进不去，因为没有职位……我当时还占了45%的股份，但坦白地说我不想用那个权力——我当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我们吵归吵，但谁都没有伤害新东方业务这一块的重大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员工不知道我们吵成这样，完全不知道。我下来就下来，但是我们要想办法把新东方弄好行不行?我觉得我们这一帮哥们儿在一起不容易……最后我们这一帮人做得还是挺不错的，大家都耐下心来，虽然也吵架也争论，但最后慢慢的有了那么一点点的融合。到2004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的整改基本上结束了。从2002年到2004年，新东方的总裁和董事长都是别人在当，他们轮流当，轮流坐庄，一个人上去做了几个月之后就说，这位子不是人坐的!就换了一个，换上去做了几个月之后又说不是人做的……到了2004年底的时候，终于又回过头来说，老俞啊，这个董事长和总裁，发现没什么意思，还是你回来当吧!我说，回来可以，但我们得有一个规矩了。我非常尊敬我这帮朋友，也特别怕他们，因为他们一讲话滔滔不绝，还全是引用西方思想之类的，我就特别自卑。我说，你看我们不容易，闹了这么多年还没散，让我上来也可以，但是为了保持新东方的稳定发展，两年之内不要再让我下来了，好不好?
大家在一起合作创业的时候，可以在里面当着面指着鼻子骂，但一出那个门，大家说的全是好话。新东方就是这样的，我们把办公室的门一关，在里面吵得死去活来，掀桌子……但一出去演讲，同学们发现我们就是天衣无缝的哥儿们关系。因为你当面把话说完了，背后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所以很少会在背后再去说坏话。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大家长久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一点。
俞敏洪北大演讲稿【二】
我觉得这个“惨”是要有对照的。比如说我从小在农村，一岁到十八岁没吃过几顿肉，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惨，因为周围的人都是一个样子。现在好多同学感到心里不平衡，不是说你过不下去了，而是你看到边儿上的同学比你多找了两个女朋友，你就想：“哎，兔崽子凭什么比我多找两个女朋友?”。再比如他比你多穿了一件衣服，你才觉得你们家是贫困家庭。我当时进北大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当时家里很穷，我穿的衣服几乎都打着大补丁，我们那个体育老师从来不叫我的名字，一直都是：“哎，‘大补丁’，出来做个动作!”而我的同学里有几个是部长的孩子——当时还没有企业家，但是有很多是有家庭背景的，包括教授的孩子等等。一开始是有很多心里不平的，但是在大学里你要慢慢地调整好心态。
我们当时的攀比也不那么强烈，我们当时攀比的是谁读的书多，谁在同学面前发表的观点受重视，谁写的诗多——我们大家当时都比着写诗，因为当时写诗能多找女朋友。但是我比较悲惨，从诗歌的总量来说我写得最多，写了600多首诗，但是没有吸引过一个女孩子，也没有出版过一首诗。像你们现在的女孩子，可能会说诗人与穷人没有什么区别，除非那种用诗歌真正打动了你的心了的人，但现在写诗打动人心的好像不是很多。我们班当时有一个诗人，现在在文学界还比较有名的，他的笔名叫“西川”，不知道大家读过他的诗歌没有，他的真名叫刘军，他当时在北大开个人诗歌朗诵会，我也去听，朗诵完了以后发现“哗啦”一下，五六十个女孩子追着他走，结果我就追着五六十个女孩子走……我是个非常蹩脚的诗人，如果我写诗成功了就不会放弃文学了。但现在回想起来，当个蹩脚的诗人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终于发现自己不是那个料，所以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啊!人啊，一方面，努力会使你进步，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你的天分。后来我发现我的天分是做培训。有时候，你喜欢的并不是你这辈子就能做成功的。比如说，我到今天还是很喜欢文学，但是我只把它当做我的业余爱好，不能靠它谋生，如果我靠它谋生的话，现在可能就饿死了。
不管你是想创业，领导一个企业干，还是未来想成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想要在任何一个事业中取得成功，除了天分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天分，那么这些东西就更重要，它们是我们的韧性、耐心、耐力、持之以恒的精神。在我经过一些的事情以后，我发现持之以恒比天分还要重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当然，也有坚持了最终失败的。
俞敏洪北大演讲稿【三】
男人没有女人活不下去。当然，女人没男人也活不下去。我发现女人的温柔与男人的有出息，或者说成长，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男人越成长，女人对你越温柔。我老婆现在对我很温柔。所以当你找到一个老婆对你很凶悍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反思一下，到底是老婆真的凶悍还是你自己没出息。
我们经历了起起伏伏的阶段，我刚开始在北大当老师，她是大三的学生，不是我的学生，她算学妹，不是我的学生。在这边顺便讲一下，在某些规矩上，美国比中国更加明确。比如说教授是不允许找自己教的学生的，他怕你写论文作弊啊或者给一个高分数之类的。但是，我认识的几个大学老师就找自己的学生结婚了，中国好像要更人性化一点。我当时处在到了25岁还没有女朋友的焦虑状态，因为我肯定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这不用说了啊，满北大追着女孩子跑。我老婆呢，后来是被我盯上了。我就在路上看，她长得还是比较漂亮的——毕竟你自己要看着顺眼嘛。最后我就跟了三个月，找到一个机会跟她谈了话。又过了几个月，她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就跟了我了。在大学的时候对我还挺温柔的，我好像还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后来我发现，婚姻是一个绝对的分界线。结婚以前，爱情都是有点那种不真实的感觉的，爱情可以不计后果，但是结婚以后就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有一句话说得好，“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绝对是的。但是你还不能不结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爱情没有坟墓的话，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对不对?
钱对于爱情和婚姻来说，也许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美好和持久是不起作用的。我做过一个调研，有钱人的离婚率比没钱人的高。没钱的话，大家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反而能够产生比较深刻的感情，而一旦有钱以后呢，就各自有主意了。
我结婚以后，因为不成功，也没钱，而且联系出国四年都没有成——我老婆是1988年和我结婚的，眼巴巴地等我到1991年，等了四年的时间，我就是出不了国。我老婆觉得找了个挺没有出息的男的，就开始变得凶悍的了，说话老有一些威胁性的元素在里面——再不怎么怎么样，我就和你怎么怎么样!每次都把我吓到半死不活。
当时我老婆对我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第一步努力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努力。第二个努力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使危机感更加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什么的，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在北大，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回来以后，她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后来一直做培训班，到了1991年底，我就从北大出来了，先在别的培训机构呆了两年，到了1993年的时候办了新东方。当时办新东方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个规模，当时想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赚够自己自费的留学经费，再到国外去读书，大概需要两万五千美元左右。两万五千美元在当时也挺厉害的了，接近二十万人民币了，所以我觉得要干个两三年。等到真开了新东方以后，学生就越来越多。我在1995年年底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舍不得走了，就决定倒过来做。我决定留在中国，把新东方做大，觉得挺孤单的，就去美国走了一趟，把我觉得有才华的北大同班同学请了回来。
